陶景洲：北京奧運會（搜狐聯想2008奧運、聯想官網）臨時仲裁委員會仲裁員、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1982年，從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后，陶景洲到巴黎第一大學學習，成為恢復高考制度后最早的公派留學生之一，也是進入法國律師界的第一位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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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陶景洲加入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并調往北京工作。1992年，高特成為了第一家獲得司法部批準在華設立辦事處的外國律師事務所。陶景洲用中、英、法文撰寫了大量有關并購及中國仲裁的文章和專著，目前還擔任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委員、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等職務。

　　記者：您是如何從270位常任仲裁員中當選奧運仲裁員的？要走哪些程序？

　　陶景洲：要想在臨時仲裁機構做事，就必須在這兒呆著，從7月30日到比賽結束，首先是愿意做這個承諾，但并非所有仲裁員都愿意做這個承諾。然后再去提交申請，還有別人推薦。我的推薦人是國際商會仲裁院主席Pierre Tercier教授以及前國際商會仲裁院主席和北京奧運會臨時仲裁院主席Robert Briner博士。我1999年開始擔任國際商會仲裁院委員，和他們一起處理過很多案子，所以都比較熟，他們很了解我。

　　記者：除了迅速，奧運體育仲裁與其他仲裁相比還有哪些區別？

　　陶景洲：時間緊迫能帶來很多問題，比如說是指定上的區別。一般的商事仲裁，由爭議雙方指定仲裁員，如果雙方達不成協議，或者指定的兩個仲裁員達不成協議，由仲裁機構的主席指定。但在體育臨時仲裁中，3個仲裁員都是由主席指定，這樣就節約了大量的時間。一般的商事仲裁，有時需要幾十天，幾個月才能選出仲裁員。

　　 由于時間的緊迫性，裁決時可以先不說明理由，可以在第二天將一份說明理由的裁決寄出去。這和一般的國際仲裁不一樣。

　　同時仲裁還具有保密的特點，觀眾和參加比賽的運動員并不知道在哪里舉行仲裁。

　　記者：北京奧運會臨時仲裁是否適用中國的法律？

　　陶景洲：中國法院對奧運會的運動爭議沒有管轄權，這是中國對于國際奧委會的承諾。雖然仲裁開庭地點在北京，但仲裁地確定為洛桑，這意味著統一適用瑞士的國內法，這將使CAS在各地的仲裁將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法律框架內。

　　記者：奧運體育仲裁的主要法律依據有哪些？

　　陶景洲：一個是奧林匹克憲章，一個是瑞士的國際私法規則，還有反興奮劑協議等。當然奧林匹克憲章是第一位的。

　　記者：您之前對體育法是否了解？

　　陶景洲：我也是現學現賣，但我對仲裁比較熟悉。這里面很多的規則都是仲裁的規則，就看你對規則是怎么理解的了。

　　例如阿塞拜疆和西班牙曲棍球參賽資格爭議的案子，就是起訴的資格的問題，這完全是仲裁的管轄權的問題。如果對仲裁不了解，可能就弄不明白，對仲裁了解了，不管是體育還是其他的，都很容易。

　　記者：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接觸仲裁的？

　　陶景洲：1994年。1985年我開始接觸外商投資，1990年、1991年那會兒，國際仲裁界的一位老人對我說：“你們中國投資這么多，對外貿易這么多，肯定不是每個人都是成功的，要是發生爭議怎么辦？你應該注重一下仲裁。”當時仲裁沒什么人做，我就開始做。

　　記者：您既是律師，又是仲裁員，兩者之間的角色是如何轉換的？

　　陶景洲：如果人家請我做律師，我肯定百分之百的幫助當事人。如果某人指定我當仲裁員，或者某個機構指定我當首席仲裁員，我肯定要保持公正。在“公正”方面，我很有自信。

　　記者：您是第一次參與奧運仲裁？

　　陶景洲：對。其他的11位仲裁員大多數都有過夏季奧運會或者是冬季奧運會的臨時仲裁經驗。國際體育仲裁庭的想法是讓新老仲裁員一起工作，起到幫帶的作用。#p#分頁標題#e#

　　記者：您是否打算連任？

　　陶景洲：我想會繼續連任吧，至少要再做倫敦奧運會的仲裁員。

　　記者：臨時仲裁工作是有償的還是無償的？

　　陶景洲：無償的，但給我們一定的伙食補貼，一天200多歐元。國際體育仲裁院不可能按照小時付我律師費，通常我一個小時的收費是550多歐元。國際體育仲裁院給我們安排飯店，并給我們奧運會的通行證，可以去看各場比賽。不過，我就看過中國男籃對美國男籃那場。

　　記者：你認為這次奧運會是否會對中國體育法的完善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

　　陶景洲：從1995年始，中國體育法實施已十幾年了，看不出太大的作用。體育仲裁還沒有建立起來。我想國家體育總局可能會等奧運結束了以后，去做相應的工作。

　　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建立了自己的體育仲裁機構。中國應當借舉辦奧運會的契機，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的體育仲裁制度。中國首先需要一個專門的體育仲裁立法，成立一個獨立公正的仲裁機構，這樣可以有效杜絕體育界中的“假球”“黑哨”等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