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０年８月１９日 　法（經）函〔１９９０〕６０號）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級法院〔１９９０〕浙法經字１７號請示報告和江蘇省高級法院蘇法訴〔１９９０〕經管８號請示均已收悉。關于徐州市輪船運輸服務公司（下稱“輪運公司”）與蕭山市物資局城北區供應站（下稱“供應站”）購銷煙煤合同糾紛案管轄權爭議的問題，經研究，答復如下：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７日，輪運公司與供應站簽訂購銷５萬噸煙煤合同一份。同年３月１日，輪運公司又與蕭山市城北區工業公司（與供應站實為一個單位，現已撤銷）簽訂購銷５萬噸煙煤合同一份。兩份合同均規定：“交貨地點及運費，杭州杜子橋碼頭船板交貨，邳縣至杭州水運費由供方負責。”合同約定的運輸方式是送貨制，交貨地點是杭州市，杭州市應為合同履行地。兩份合同均未明確簽訂地。且，合同標的物尚在杭州市，為便于案件的審理和案件審結后的執行，依據民事訴訟法（試行）第二十三條和第三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特指定本案由杭州市中級法院管轄。并請你們兩院分別通知蕭山市法院和邳縣法院將本院的有關材料及蕭山市法院的案件受理費一并移送杭州市中級法院。鑒于供應站先行起訴，對輪運公司已交納的案件受理費，由邳縣法院直接退還該公司。 　　此復 　　附一：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浙江省蕭山市物資局城北區供應站訴江蘇省徐州市輪船運輸服務公司購銷煙煤合同糾紛案管轄問題的報告〔１９９０〕浙法經字１７號 最高人民法院： 　　關于我省蕭山市物資局城北區供應站與江蘇省徐州市輪船運輸服務公司購銷煙煤合同質量糾紛一案，我省蕭山市人民法院與江蘇省邳縣人民法院就管轄權發生爭議，經協商仍解決不了，特依法報請你院指定管轄。 　　１９８９年２月，浙江省蕭山市物資局城北區供應站（以下簡稱供應站）和蕭山市城北區工業公司（以下簡稱工業公司，與供應站系一套班子兩塊牌子）與江蘇省徐州市輪船運輸服務公司（以下簡稱服務公司）在江蘇省邳縣草擬了購銷煙煤各５萬噸的合同兩份。服務公司加蓋合同專用章后，由蕭山方經辦人沈金梅于２月２７日帶回蕭山。３月１日，經工業公司和供應站的法定代表人審閱后，蓋上了公章和合同專用章。上述兩份合同均規定杭州蕭山杜子橋碼頭船板交貨，邳縣至杭州水運費由服務公司負責。３月９日，沈金梅隨帶上述兩份合同和２５萬元匯票赴邳縣發煤。３月，服務公司發煙煤８４８噸，雙方對煙煤質量無爭議，蕭山方也付清貨款。５月，服務公司發煙煤７８０噸，經蕭山方化驗，煙煤質量沒有達到合同規定的標準。為此，雙方當事人多次在蕭山、杭州協商，最后達成煤由蕭山方聯系銷售，按實際銷價結算的協議，但因銷路無法落實，蕭山方再次電告服務公司派員協商處理，服務公司不予理睬。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４日，供應站向蕭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蕭山市法院于２月１５日向供應站發出補充材料通知書，并建議當事人再協商一次。３月７日至８日，雙方當事人再次在蕭山協商煙煤處理問題。由于未達成一致意見，蕭山市人民法院于３月１０日立案受理，并委托邳縣法院向服務公司送達起訴狀副本。服務公司則于３月３日向邳縣法院起訴，邳縣法院當天受理立案并通知供應站答辯。３月１２日，蕭山法院接到了邳縣法院委托送達的起訴狀副本。供應站拒收并提出管轄異議。 　　３月３１日，邳縣法院派人到蕭山市法院協商該案管轄權問題，未取得一致意見。５月１６日參加第二次華東地區經濟審判研討、協作會議預備會的江蘇、浙江兩省高級法院經濟庭領導商定，先由杭州中院和徐州中院協商解決該案的管轄爭議問題，雙方沒有統一認識。６月６日本院經濟庭與江蘇高院經濟庭電話協商，也沒有達成一致意見。 　　我們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第二十三條和最高人民法院有關批復的規定，該案邳縣人民法院沒有管轄權。其理由是：兩份合同均沒有規定合同簽訂地，對合同的最后蓋章地雙方當事人各執己見。邳縣法院認定最后蓋章地在邳縣的兩份證詞并不可靠。所以該案應以履行地確定管轄較妥，而兩份合同對履行地均明確規定在蕭山市。況且，雙方爭議的標的物在杭州及蕭山市，該批標的物需要質量鑒定及處理，由蕭山市法院審理較方便。所以，該案應由蕭山市人民法院管轄。 　　特此報告，請予批復。 　　　　　　　　　　　　　　　　　　　　　　　　　　１９９０年６月４日 　　附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我省徐州市輪船運輸服務公司與浙江省蕭山市物資局城北區供應站購銷合同貨款糾紛一案管轄爭議的請示蘇法訴〔１９９０〕經管８號 最高人民法院： 　　１９９０年６月１２日我院收到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１９９０）經請字第３號請示報告。現將關于江蘇省徐州市輪船運輸服務公司（下稱輪運公司）訴浙江省蕭山市物資局城北區供應站（下稱城北供應站）購銷合同貨款糾紛一案管轄權爭議情況報告如下： 　　１９８９年２月１７日，城北供應站沈金梅帶著合同章與中間介紹人馬福蘭（原杭州市西湖計劃經濟委員會干部，現病退）和陸濤（余杭超山包裝品廠職工）一起來到邳縣，住在邳縣隴海飯店，與輪運公司簽訂了一份購銷５萬噸煤炭的合同，合同規定煤炭單價每噸２２０元，交貨數量及日期是“分期分批供貨，從３月開始每月５千噸”交貨方法是“杭州杜子橋碼頭船板交貨，邳縣至杭州水運由供方負責”。合同經雙方簽字蓋章即生效。同年３月２８日，城北供應站為了能從另一開戶銀行貸取煤款，沈金梅、馬福蘭帶著蓋好公章的空白合同紙來到邳縣，以城北區工業公司的名義（城北區工業公司與城北供應站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與輪運公司簽訂一份假合同，其內容除價格變為每噸２２６元外，其余與２月１７日合同一致。因該合同是雙方商定不履行的，所以輪運公司沒有留存。簽訂假合同后，沈金梅和馬福蘭兩人于２月２８日離開邳縣去到河南商丘約三、四天。同年３月１３日，雙方在邳縣簽訂了一份合同附件，規定了具體履行合同的細則，說明：“本合同簽訂后因二月份雪雨阻隔無法執行，又因需方貨款遲到，現本地市場煤價普遍上浮１０元，需方應在原定合同價基礎上每噸增價６元。”后因煤質問題，雙方又于同年５月２４日及１０月２５日簽訂了兩份補充協議，并在１０月２５日的協議中聲明，雙方同意中止合同的履行，以上均有住宿發票、證人證言等證明材料為證。 　　１９９０年３月３日，邳縣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輪運公司訴城北供應站購銷合同糾紛一案，并于當日下午以掛號信形式委托蕭山市人民法院代為送達應訴手續，經查詢，該郵件于３月１１日為該院妥收，但卻遲遲未將送達回證退回。３月２８日，邳縣法院得悉蕭山市法院又以同一訴訟標的，同一訴訟主體立案，遂于３月２９日去杭州、蕭山協商管轄權問題，未果。蕭山法院稱于３月１０日受理了此案。 　　經我院研究認為：當事人雙方所簽訂的２月１７日合同（３月１日所說合同相同）簽訂地是邳縣，而非蕭山市。合同的履行地按合同規定在杭州市杜子橋碼頭，屬杭州市拱墅區，亦非蕭山市。根據民事訴訟法（試行）第二十三條之規定，邳縣法院和拱墅區法院對此案都有管轄權，鑒于邳縣法院已于１９９０年３月３日立案受理，而拱墅區法院至今尚未受案，該案應由邳縣法院審理為宜。蕭山市法院、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５月２４日、１０月２５日兩份協議的簽訂地在杭州市內來確定該“購銷合同糾紛”一案中的合同簽訂地，蕭山市法院并據此行使管轄權，顯然違背了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５日法經函（１９８９）８０號批復的精神。 　　綜上所述，該案應由邳縣法院審理為宜。 　　以上意見當否，請指示。 　　　　　　　　　　　　　　　　　　　　　　　　　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