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88）京高法字第76號《關于孫大鯤等人訴孫大成等人房產確權、繼承一案的請示報告》收悉。

　　經我們研究認為：該案雙方爭執(zhí)之14間房產確系孫大鵬、孫大玲、孫大鈞、孫大秀、孫大明之父孫兆驤1942年所購置。1951年重新登記房屋產權時，因孫兆驤表示過放棄產權，該房產權人改為孫兆麟、孫張氏，但不久，孫兆麟又將房產證及房屋歸還孫兆驤，交其管理、使用。“文革”期間孫兆驤本人將該房交公。1983年國家落實私房政策時，房管部門退給的房租結算款也交給了孫兆驤。孫兆驤長期對房屋行使所有權。孫兆麟、孫張氏生前從未提出異議。據(jù)此，我們同意你院審判委員會的傾向性意見，即以確認該房產權歸孫兆驤所有，由其五個子女孫大鵬、孫大玲、孫大鈞、孫大秀、孫大明依法繼承為宜。

　　此復

　　附：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孫大鯤等人房產確權、繼承申訴一案的請示　

[1988]京高法字第76號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受理的孫大鯤等6人房產確權、繼承申訴一案，因案情疑難，認識不一致，特向你院請示。

　　一、案情

　　孫兆驤（1984年2月死亡）于1942年在河南開封充任偽河南省政府民政廳主任課員時，與人合資經營糧店，購置了座落在北京市西城區(qū)鼓樓西大街46號及后院（大石碑胡同31號）房屋共計14間，產權登記在已去世的父親孫詒謀名下，房產由孫兆驤的胞弟孫兆麟及二嫂孫張氏共同管理。1951年產權重新登記時，孫兆驤仍在河南工作，他當時向北京地政部門提交棄權書，聲明：上述房產“系家父孫詒謀及二家兄兆騏（孫張氏之夫）恤金，經我弟兆麟經營行商所得利潤留置，此房與我并無干，自無享受之權”遂將產權人改為孫兆麟（1978年去世）和孫張氏（1978年去世）平均共有。1951年8月，孫兆驤因歷史問題被單位開除，由河南遣返回京，孫兆麟即把房產證交給孫兆驤，由其居住、管理、維修、收租。孫家親友及承租人均認為產權系孫兆驤所有，在孫兆驤、孫兆麟的人事檔案中，孫兆驤稱自有房產14間，收取房租，孫兆麟稱孫兆驤1942年買了一處房產，自己于1952年以前挪用過房租。“文革”中，孫兆驤將房產交公，1983年國家落實私房政策時，房管部門通知孫大鯤（孫兆驤親生子，已過繼給孫張氏夫婦為子）領取房租結算款八百余元，由孫大鯤交給了孫兆驤。因此，孫兆麟的子女孫大瑛、孫大萍、孫大成、孫大莊提出異議。孫兆驤遂于1983年11月訴至本市西城區(qū)人民法院，要求確認產權為自己所有。一審訴訟中孫兆驤死亡，由其子女孫大鵬、孫大玲、孫大鈞、孫大秀、孫大明承繼訴訟，并追加孫大鯤為共同原告。

　　二、第一、二審及再審處理結果

　　第一審法院根據(jù)產權登記與契證手續(xù)及孫兆驤的棄權聲明，確認產權人系孫兆麟、孫張氏。因孫兆麟夫婦、孫張氏夫婦已死亡，對上述訟爭房產由其法定繼承人繼承，判決孫大鯤繼承分得房產8間，孫兆麟及其妻閻淑琴（1953年去世）的子女即被告孫大瑛、孫大成、孫大萍、孫大莊共同繼承房產6間。租金結算款865.60元歸孫大鯤所有（已領走），所欠房產稅48.09元及逾期滯納金由孫大鯤負擔。

　　原告孫大鯤等六人對一審判決不服，以孫兆驤棄權書系孫兆麟偽造為由提起上訴。

　　第二審法院認為，雙方爭執(zhí)的房產，雖原為孫兆驤所購置，但孫兆驤所寫的棄權字據(jù)屬本人親筆所寫，并鑒定無誤，嗣后并經人民政府確認產權轉移為孫兆麟及孫張氏所共有，多年來，對上述產權轉移的事實從未發(fā)生過爭執(zhí)，故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孫大鯤、孫大鵬、孫大鈞、孫大玲、孫大秀、孫大明6人對終審判決仍不服，以原理由提出申訴，經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再審。

　　再審中曾進行調解，雙方未達成協(xié)議。中級法院認為：“房屋14間的產權應確認為孫兆驤所有，1951年孫兆驤所寫的棄權聲明內容含混不清，且不是本人真實意思表示，故不能采信。第一、第二審法院依此為據(jù)，將房屋確認孫兆麟和孫張氏所有，顯屬不當，應予糾正。鑒于孫兆驤現(xiàn)已死亡，其遺產應由其法定繼承人依法繼承。但孫兆麟、孫張氏均對孫兆驤進行過較多的幫助，亦應分享孫兆驤的遺產。”據(jù)此，再審判決：撤銷原第一、第二審判決；孫大鵬等5人分得房產6.5間，孫大鯤分得房產3間，孫大瑛等四人分得房產3間，另有門道1.5間歸孫大鵬等五人與孫大鯤共同所有。房租結算款865.60元歸孫大鵬等五人所有，所欠房產稅48.09元及滯納金由孫大鵬等五人補交。

　　再審判決后，孫大鯤、孫大鵬等6人仍不服，又以再審判決將房產3間判歸孫大瑛等4人所有，與法不合等為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訴，要求將房產全部確認為孫大鵬5人及孫大鯤所有。

　　三、審判委員會討論中的兩種意見

　　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中，一致認為再審改判所依據(jù)的“代位分享”的理由是站不住的，因為孫兆麟、孫張氏均先于孫兆驤死亡，主體早已不存在，不能再分享孫兆驤的遺產，其子女從法理上說，也不能“代位分享”，所以改判由孫大鯤及孫大瑛、孫大成、孫大萍、孫大莊分別“代位”分得孫兆驤的遺產是不妥的。對此，高、中兩院已統(tǒng)一了認識，認為再審判決有誤，應予糾正。但對案件的主要事實的認定和處理意見有較大分歧。

　　（一）孫兆驤于1951年所寫的上述房產棄權聲明書是否有效。

　　第一種意見認為：棄權書的內容是虛假的。孫兆驤是由于自身的歷史問題，對國家政策產生誤解，違心所寫的，不是本人真實意思的表示，仍應確認其為上述房產的產權所有人，孫兆驤去世后，應由其法定繼承人繼承。

　　第二種意見認為：棄權書是孫兆驤個人所為的有效民事行為，但房產是孫兆驤與其妻孫吳氏的共同財產，孫兆驤無權全權處置，故棄權只能放棄屬于孫兆驤自己的產權部分，而孫吳氏的產權應視為沒有放棄。

　　第三種意見認為：棄權書經鑒定確為孫兆驤本人親筆所寫，盡管內容不符合實際情況，孫兆驤是因自己有偽身份，怕房產有被沒收的可能，采取了規(guī)避的手段，但這種行為產生的法律后果已經過了30多年，他與他的妻子（1967年死亡）從未向有關部門提出更正，應視為孫兆驤妻子是默認的。因此，法律不能再予以保護，應當認為棄權書是有效的。

　　（二）產權證的效力。

　　第一種意見認為：解放后，產權登記時，孫兆驤棄權，而由孫兆麟、孫張氏登記產權，應視為孫兆驤的權宜之計，此后較長時間實際仍由孫兆驤行使管理權，故不應依房產證確定本案的產權的歸屬，而應從實際出發(fā)，認定為孫兆驤所有。

　　第二種意見認為：產權登記是國家對房產所有權的確認，經過三十多年孫兆驤夫妻從未提出異議，因此，應按契證確定產權人。

　　基于上述不同認識，審判委員會討論中提出兩種處理意見：

　　（一）確認產權屬于孫兆驤所有，由其五個子女孫大鵬、孫大玲、孫大鈞、孫大秀、孫大明依法繼承。

　　（二）確認產權屬孫兆麟、孫張氏共有，由他們的子女孫大鯤和孫大瑛、孫大成、孫大萍、孫大莊分別繼承。

　　多數(shù)審判委員會委員同意第一種意見，當妥，請批示。

　　1988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