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最高法院公布了“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改變了之前的某些解釋。其第七條明確規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視為只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該不動產應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第十條又規定：夫妻一方婚前支付首付款所買的房子，即使婚后雙方還貸，只要房產仍然登記在首付者名下，離婚時若協議不成，“法院可以判決該不動產歸產權登記一方”（但產權登記方應對參與還貸的另一方適當補償）。
　　
　　 消息傳來，不少網友和時評人高興地說：從今之后，房子歸房子，愛情歸愛情。他們認為“解釋（三）”會改變女性擇偶意向，會使女性更為尊重自己的感情，而不是以房子為婚姻必要條件，或堅持嫁個有錢人。
　　
　　 法律確實可能改變社會行為，不過，向什么方向改變，卻是很難預料的。
　　
　　 聽英國同事說，1960年代，受到女性主義者的壓力，英國議會通過法案，允許女方結婚不成時保留男方贈送的訂婚戒指。第二天，倫敦各家珠寶店門外排長隊，都是退戒指的男人——你不退？我先退！如今美國還有贈送訂婚戒指的習俗，但在西歐已經很淡了。即使送，通常也是經過數年同居，孩子都有了，兩人磨合到終于覺得可以跟對方共同生活下去，終于愿意結婚了，男的才會去買訂婚戒指。為女性保留戒指的法律，令很多女性錯失了妙齡姣好時手鑲戒指、揮舞青春的機會。
　　
　　 英國男人當時如此神氣，其實有社會大氣候的原因。康奈爾大學教授羅*特.H.弗*克，在2011年8月7日的《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用供需關系的經濟學思路解讀“婚姻市場”。他舉了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1960年代的美國，從清教傳統的譴責婚前性關系轉為對此容忍。弗*克教授認為，主要原因之一是婚姻市場上女多男少。二戰后的“嬰兒潮”導致人口激增。女性傾向于尋找略大幾歲的男性，當“嬰兒潮”一代的前鋒進入青春期時，姑娘們能匹配的出生于“嬰兒潮”之前的適婚男性數量遠遠不足。驟然加劇的泡-郎競爭迫使女孩放低褲線。英國的情況與美國類似，所以男人不送戒指也不怕。
　　
　　 可惜國內男青年沒有這樣的運氣。
　　
　　 弗*克教授的第二個例子就是當代中國。由于嚴重的性別失衡，國內當前的婚姻市場是女方市場。女方處在優勢挑選地位，她們對男性的要求就提升了。房子如今是家庭財產的主要外在標志，為了增加自己兒子的競爭能力，男方家長很自然地將大筆財產投放在房子上。這是高院“解釋（三）”有關條款的社會背景。
　　
　　 弗*克教授引用了兩位華-裔學者魏*進（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和張*波（國際食品政策研究院研究員）的調查。兩位發現，國內有兒子的家庭，所建房子的平均面積遠大于有女兒的家庭；按家庭收入調整后，情況仍是如此。而且，當地的性別失衡越高，有兒子家庭所建房子的平均面積也越大。很多家庭還在室內建了個假三層，即使外面看上去只是兩層，因為媒人拒絕為兩層房家庭提親。
　　
　　 魏*進教授甚至預測，中國今后二十年仍將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因為養兒子的家庭有著發財娶媳婦的強烈沖動。他和張*波發現，性別失衡越高，當地新登記的私人工商企業也相對越多。

　　 經濟增長當然是好事，不過，如果魏*進教授的預言被證實，一個副產品卻是今后二十年內，廣大女性將繼續以房產為婚姻基本條件。

　　

　　 這么說，國內女性似乎很神氣，但真實生活當然不會如此簡單。女方市場的必然結果是很多女性會“上嫁”，即嫁入經濟條件遠勝娘家的婆家。歷史經驗（比如舊文學里的描寫）告訴我們，她們中比較不幸的，將遭到婆家人的勢利眼。如果某一天，像《孔-雀東南飛》里的劉-蘭芝，痛感“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終于過不下去，決心離婚時，女方的狀況就會比較慘。

　　

　　 按高院“解釋（三）”，根本不考慮女方婚后對家庭的人力貢獻，房子她拿不到。法官比較離婚后兩方條件，如果考慮給孩子一個更優裕的生活，或許孩子她也拿不到。女方會有一些嫁妝，用過幾年后，帶回娘家還有什么用？繡腰襦，紅羅帳，劉-蘭芝全部留在夫家了。她僅是穿了一身衣服回去，“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民主革命已百年，對女性婚后利益的保護，總不能一夜倒回秦漢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