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條規定：“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即在實行正當防衛過程中，行為人違反正當防衛的條件，明顯超過了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成為防衛過當，就要負刑事責任。但是該條第三款又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了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即行為人對正在進行的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傷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而是正當防衛。西方刑法學者以“法益衡量說”作為防衛過當負刑事責任的理論依據，認為正當防衛的本質是犧牲較低的利益以挽救較高的利益;防衛過當則為挽救較低的利益而損害了較高的利益，所以要負刑事責任。 　　我國刑法賦予公民保護合法權益的正當防衛權利，但并不允許公民任意進行防衛。防衛過當是公民在進行正當防衛過程中，實施了明顯超過制止不法侵害的必要限度的行為，給社會造成重大損害后果，故應當負刑事責任。這就表明防衛過當具有某種犯罪構成，意味著對防衛過當的否定的政治和法律評價。犯罪構成理論是區分罪與非罪的重要界限，是是否 (一)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期間能否對防衛過當負刑事責任 　　我國刑法所說的間歇性精神病人是指具有間歇發作特點的精神病人。所謂“間歇性精神病人精神正常時期”，指這種病的非發病期。“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時實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為，其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即責任能力完全具備，不符合無責任能力和限制責任能力所要求的法學標準。因而法律要求行為人對其危害行為負完全的刑事責任。我國刑法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但考慮到間歇性精神病人的特殊主體，應對間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時防衛過當行為減輕或免除刑事處罰。 　　(二)已滿十四有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應否對防衛過當負刑事責任 　　按照我國刑法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屬于相對負刑事責任時期。依照我國實際情況，這一時期的未成年人大多數正處于學習中等文化知識時期，已接受了超出幼年人的一定程度的文化、法制、道德教育，生理、智力有了一定發展，因而具有分辨和控制大是大非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們在生理、智力、知識方面的發展還未達到已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的程度，因而還不具備辨認和控制刑法意義上的一切行為的能力。我國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我國刑法界傳統觀點認為這里所指的殺人、重傷和其他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罪是故意犯罪，不包括過失犯罪。所以，對于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因防衛過當而過失致人死亡或重傷的，不應負刑事責任。對于個別是間接故意的防衛過當致人死亡或重傷的，依照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應當負刑事責任。但考慮到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還不具備有辨認和控制的特點，可以依照我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二款規定，免除處罰。 　　(三)二人以上能否成為防衛過當的主體 　　二人以上能否成為防衛過當的主體實際上是防衛過當能否構成共同犯罪的問題。我們先來看下面的一個案例：在某城市的農貿市場，個體戶王某與劉某曾因做生意爭奪攤位發生過矛盾，雙方隔閡很深。某日下午，王某等五人與劉某一人在路上相遇，王某自持人多，便叫其朋友趙某等人上前教訓劉某。趙某等人即上前對劉某進行毆打，劉某被打得亂跑，恰巧劉某的朋友黃某賣蘋果經過，看到王某等五人追打劉某一人，便遞給劉某一把水果刀作為防衛工具。當王某等五人再次從上來打劉某時，劉某用水果刀對從上來的人連續猛刺，致使一人死亡，兩人重傷，兩人輕傷。某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定劉某時防衛過當，構成故意殺人罪，而黃某支助刀具，應以共同犯罪定罪量刑。但高級法院對黃某宣告無罪，認為被告人黃某在劉某的人身受到嚴重不法侵害的情況下，支助刀具給劉某作為防衛工具，其行為本身并無殺人故意，不構成犯罪，原判以共同犯罪定罪量刑不當，應宣告無罪。 　　從實踐中本人認為，防衛過當不存在共同犯罪。以我國刑法規定，共同犯罪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的犯罪故意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指各個犯罪主體都必須是故意地進行犯罪;另一方面指必須有犯罪故意的共同性，即犯罪主體具有共同的犯罪意圖、目的和與別人共同犯罪的故意。我國刑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規定：“二人以上共同過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論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依照他們所犯的罪分別處罰。”所以，對于二人共同對不法侵害人實施正當防衛，都是由于過失而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嚴重損害的，他們的防衛過當行為不以共同犯罪論，應當依各個人所應承擔的刑事責任分別給予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