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6日，若非監控錄像證實司機清白，江蘇南通險些又發生一起“彭-宇案”。一天后，湖北武漢的電動車主做好事扶起自己摔倒的老太，也險被誣為肇事者。
　　
　　 從南京的彭-宇案到天津的許*鶴案，司法判決對世道人心的影響，似乎正越來越明顯。我們都相信法官沒有受到邪門歪道的影響，但其一審判決卻都令公眾失望以至憤怒。盡管我們收獲了某種欣慰——輿情反映人心，這失望與憤怒至少證明，人心多向善——但是，求仁不得，難免令人沮喪！法官為何不能作出一個勵善黜惡的完美判決？
　　
　　 這或許高估了法律。一般來說，法律無法同時直接完成“懲惡揚善”的雙重使命，只能通過懲惡來間接揚善，同時盡量確保善行不帶來惡果。
　　
　　 不妨把以上各個案例推到極致：在僅有互不相識的兩人在場的情況下，一人需要幫助，另一人應如何為善？嚴格說來，法律不關心某人是否為善，因為法律沒辦法獎賞為善者，更不能懲罰不為善者；法律只關心某人不得為惡，良好的法律不同于口號宣示，它一定寫有罰則，意在給惡行帶來懲罰。
　　
　　 在只有兩人的空間里，美德原不在場，它借由其中一人的善舉而駕臨。問題在于，此時為善者實際是把自己的聲譽和利益交付給了另一人。
　　
　　 另一人會以怨報德嗎？有這種情況，譬如文章開頭的最新案例。又如，《農-夫與蛇》的古老寓言，也早就教了這一課。這寓言讓人不爽，但人性有晦暗的一面，卻是不爭的事實。以怨報德的可能性有多大？這取決于運氣、風氣、他人獲知真相的難度，或者說訛詐被識破的風險有多大，以及法院既往判例的導向。
　　
　　 這里只揪住法律來說。我不相信法官會沒來由地冒天下之大不韙，他之所以作出某種判斷，一定是基于兩種因素的影響：第一，通過親歷聽審獲得了導致判決的內心確信。這種確信可靠嗎？不一定可靠，我們可以質疑它。但在質疑時不要忘了：我們自己的結論并非親歷得來，可能更不可靠，或者說我們對真相的內心確信，基礎并不如法官的牢固。
　　
　　 第二，法官自覺不自覺地受制于“損害最小化原理”。在對立證據難分伯仲時，法官會做一個不得已的選擇：若不能保證善最大，一定要確保惡最小。
　　
　　 舉幾個例子。多人施暴，被害人卻只有一處致命傷又不能確知何人所為，此時不可判處多人死刑立即執行；幾個員工聲稱公司未與他們簽訂勞動合同，公司方面稱幾個員工串謀偷走了公司留存的合同，這時法官寧愿犯一個較小的錯誤，讓公司賠錢了事，否則幾個員工有坐牢的危險。同理，彭-宇案件的法官不愿做相反的判決，正是力圖避免另一種錯誤。
　　
　　 進而，只要想想上海發生的“釣魚執法”事件，就能理解為什么在證據一對一時不能推定主動上前、假作搭車的就一定是好人，遇到一個“釣魚”的主，好心搭載他人就成了“非法營運”，百口莫辯直至斷指明誓。所以，不要輕易“出手”，也不要輕易接受別人“出手”，相信一個人“出手做事是事出有因”，可能真的符合“損害最小原理”。

　　 可不能回避的是，類似彭-宇案一審的判決，豈不是鼓勵了惡，這難道是法律要做的嗎？良法肯定不會鼓勵惡，它只是旨在遏制惡，而究竟怎樣遏制，除了法官的行為，還有賴當事人的行為。

　　

　　 法律及判決是公民行為規范的指引，類似彭-宇案的一審判決帶來的指引，更容易在好人身上起作用。這需要我們認同并踐行一套行為規范，這套行為規范不鼓勵“出手”，不鼓勵“觸碰”，而提倡保護現場，報案呼救——當然，前提是你不是肇事在先，法律為肇事者規定了另一套行為規范。由此，即使不能根除訛詐，我們至少可以讓好人盡量不被訛詐。

　　

　　 不出手、不觸碰并非完全為了“避嫌”，也有其他正當理由：有些病人暈倒后不宜被扶起，甚至不宜被移動，否則有生命危險，須待醫護人員到場；有些人以施救為掩護，趁亂盜竊昏迷者財物，弄得大家都脫不了干系，好事變成壞事；更重要的，有利于確定現場責任，不給居心叵測者敗壞社會風氣的機會。

　　

　　 這樣的行為規范如果能夠長期堅持，“大善”雖不至，但“大惡”可杜絕，從而重建社會誠信。國無信不立，法無信不行，民無信無以自存。兩人在場，信從何來？不可能來自對善的信仰，只能來自一套長期有效的法律行為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