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法十五年后第二次修改，即將提交人大審議。已到最后階段，基本文本的討論，仍然限于高層立法圈很小的范圍。修改稿全文到現在都未公布，僅有參加立法活動的專家學者的零星透露。據參加過討論的若干學者說，有進步，但不能抱太大期望。他們甚至認為現在尚不是修法的最好時期。但修比不修好，積跬步以行千里，小的積累，能積成大的突破。
　　
　　 修訂稿已定型，不會大變，有意義的討論都只能限于微觀的條款了。但在上會期間，人大的審議仍然會涉及一些重大問題，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仍有幾點宏觀思考需要厘清。
　　
　　 刑訴法修改需要一種大局觀，公安、檢察和律師界要達成共識。毋須諱言，當前刑訴法修改中的一些改進，阻力主要來自于公安、檢察和紀委系統。律師法經全國人大修改通過后，中國的刑事辯護領域的爭議和摩擦就一直沒有停止過。
　　
　　 律師界法學界抱怨法制的倒退，公安檢察則進行著越來越頑強的權利堅守，甚至是向辯護權的權利侵奪。這種爭議，摻雜職業取向上的門戶之見，更重要的是一種公、私權利的沖突，人權觀念的沖突。
　　
　　 現在所有的爭議點，都在于被告權利界線應保護到哪里；爭議背后，就是警察權、檢察權和律師權的爭奪。律師權代表著潛在嫌疑人的基本權利，并不是律師自已的權利，律師只是民權的代言者。會見權、閱卷權、調查權、取證權、質證權、抗辯權、控告權、違法證據質疑和排除權，都體現了民權同犯罪偵查權、檢察檢控權這種公權的交鋒。是打擊犯罪優先，還是保護人權優先，是刑事訴訟法修改必須確定的一個大問題。
　　
　　 有人說，“打擊犯罪就是為了保護人民”。那么打擊中的誤傷和冤案，是不是在保護人民？在打擊過程中如何嚴格程序，限制濫用權力，保護民眾的基本人權，并不能讓位于“打擊犯罪第一”。
　　
　　 律師的辯護權也是幫助公權查明真相，防止失誤，實現不枉不縱，兩者總體目標一致。同時，警察、檢察官、法官也是公民，律師權其實也代表著他們的個人權益——現在公檢法人員犯罪的比例也很高。因此，刑訴法修改必須摒棄門戶之見，需要公安、檢察、紀檢機關的理解和支持。

　　 當前修法，必須限制警察權和檢察權，從各個細節保護公民權利。很多冤案，并非出于過失，而是一種故意。其原因，一是權力干預，二是金錢收買，三是人情關系，四是意氣濫權。第五，才是水平失誤。大量涉法上訪，不是百姓刁蠻，而是因為司法未能實現正義。沒有一件冤假錯案不是歪嘴和尚念經，嚴重破壞法律程序造成的。如果刑事訴訟法中少一些模凌兩可的條款，不給一些惡意執法者提供故意惡意執法的空間，刑事司法的現狀就會更好一些。

　　

　　 由于公權強勢，修法時很多良好的出發點，最后反而收獲了跳蚤。老刑訴法的會見權、閱卷權，就是在97修法后才惡化的。這次修法，由于有了律師法后的一些實踐較量，偵查權、檢控權、辯護權的爭奪點已十分清楚。如果不能堅守律師法的已有成果，進一步限制被告權、律師權的條款勢必產生。

　　

　　 比如這次修法加強技術偵查權力，加強這類證據的法定效力，貌似為了限制口供的作用，防止刑訊逼供現象，但監聽、監控手段如果法定化，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可能是災難性的。法制發達國家的技術偵查證據的運用有嚴格限制，而且有對人權的強勢保護。一個城市裝數十萬監控頭還成了正面政績，這說明人的基本隱私權根本沒被真正尊重。現成的教訓是：高檢全程審訊錄像，花了這么多投入，并沒有真正制約刑訊逼供現象。法庭基本上不放錄像，即使放，也不是律師申請的要害時間的。如此一來，技偵手段收獲的，不是限制違法審訊，反倒成了刑訊的遮羞布。

　　

　　 惟有真正將人的權利擺在高處，被告的各項權利、律師的各項權利等等，才可能有實質性的明確規定，吸收十五年來的實踐成果，一些尖銳的矛盾，才有望通過這次修法，得到實質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