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合同詐騙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訂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實施以前，對于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的是按照普通詐騙處罰的。但是，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步伐的不斷加快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益活躍，國內和國際貿易的漸趨頻繁，經濟領域中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犯罪的比例越來越高，而且詐騙數額巨大。鑒于此類犯罪極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權益，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危害比較嚴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詐騙犯罪的特點。為了更加準確打擊犯罪，切實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維護良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我國新刑法在二百二十四條中增加了合同詐騙罪這一新罪名。本文就該罪所涉及的一些常見的法律問題進行探討。

一、合同詐騙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關于如何判斷非法占有目的，刑法學界有以下幾種不同意見：一是以有無歸還財產之意作為判斷標準;二是以有無履行合同的能力作為判斷標準;三是以非法占有時間的長短作為判斷標準。

筆者認為，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主觀心理支配客觀行為，客觀行為反映主觀心理。合同詐騙罪的犯罪目的，必然與犯罪行為、手段以及罪前罪后的表現具有內在一致性。上述第一種觀點不能成立。該觀點以有無歸還財產之意作為判斷有無非法占有目的的標準，從邏輯上講無異于同義反復;從判斷依據上講是將內在心理而不是外在表現作為依據，其基本觀點值得商榷。因為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種主觀心理事實，不可能被人們直接觀察到，在目前的科技條件下也無法用儀器進行測量，所以唯一的途徑就是通過行為人客觀方面的外部表現進行把握，正如馬克思所指出：“除了行為的內容和形式之外，試問還有什么客觀標準來衡量意圖呢?”上述第二、第三種觀點主張以客觀方面的表現作為判斷依據，其考慮的基本方向是正確的。不過，僅僅以客觀表現的某一方面尚不足以判斷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所以應當盡量結合客觀方面的諸多因素，進行綜合判斷。綜合判斷比單一判斷更具有科學性和準確性。判斷行為人有無非法占有目的應當考慮的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1、行為人是否有履行能力。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對于認定非法占有目的具有重要意義。一般情況下，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而且也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但仍與他人簽訂合同，一旦貨物到手就大肆揮霍或逃之夭夭則應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為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用夸大履約能力的方法，取得對方信任與其簽訂合同，合同生效后，雖為履行合同作了積極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應認定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按經濟糾紛處理。

2、行為人是否采取了欺騙的手段。構成刑法上的欺騙必須以積極的作為方式進行，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有欺騙行為，并不一定構成合同詐騙罪。一般來說，行為人在表述某種事實上有虛假成分，但實際上未影響其對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未能完全履行，但本人表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并未逃避的，足以說明行為人并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不能按合同詐騙罪處理。但對那些偽造證件、編造謊言、騙取信任，掩蓋其根本無法履行合同的真相，給對方造成重大損失的，應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3、行為人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合同詐騙罪通常表現為合同的履行。因此，有無履行合同的行為，直接反映行為人履行合同約定義務的誠意，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重要客觀依據。一般說來，凡是有履行合同誠意的，在簽訂合同后，都會積極創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為，也只是象征性的。簽訂合同后財物一到手，即逃跑、揮霍或挪作他用，根本無力償還。對于這種情形，應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4、行為人對財物的處置情況。一般說來，行為人一旦取得標的物或預付款、定金后，都會把它們投入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從而為在合同期內履行自己的義務作努力。如果行為人在取得對方當事人的資金或財物后，根本不用于履約，即說明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5、行為人不履約的原因和事后的態度。并非未履約便一定是合同詐騙罪，還要看是由于什么原因不履約。行為人簽約時本有合同履行能力，但簽約后卻不積極為履約創造條件，致使履約期限屆滿時因喪失履約能力而不能履行。如果事后他又表現出種種不愿意承擔責任的態度，無疑說明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反之，如果行為人簽約后積極努力地去為履行合同作準備而由于行為人的過失或意外事件等主客觀原因致使其喪失履約能力而不能履約，同時在事后又表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的，應認定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認定行為人有非法占有目的除了要根據上述因素進行綜合判斷之外，還應當采取事實推定的方法。事實推定是一種證明方法，“是指法院依據某一己知事實，根據經驗法則，推論與之相關的訴訟中需要證明的另一事實是否存在。”事實推定的特點之一就是，它允許被告人提出反證，并以反證的成立與否確認推定的成立與否。由于合同詐騙罪的非法占有目的處于行為人內心，而司法機關在實際辦案時要全面掌握作為判斷依據的行為人外部表現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的，為了提高司法效率，有效地懲治合同詐騙罪，也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證判決的正確性，防止罪及無辜，采取事實推定的方法是解決問題的合適途徑。陳*良教授在論及金融詐騙犯罪時認為，“所有金融詐騙罪都可通過客觀行為推定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從而認定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