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盜竊、購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辯護。辯護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信用卡詐騙罪無異議。現根據公訴人的公訴意見、客觀事實和法律，辯護人對被告人的量刑提出如下辯護意見：。根據法律規定，犯罪后主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屬于自首。自首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情節輕微的，可以免予處罰。案卷顯示，被告于2013年3月16日18時到馬山派出所投案自首，其行為構成自首。根據被告人透支數額及2013年4月19日還款1萬元的事實，其主觀惡性較小，犯罪較輕，依法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二是在審判過程中，被告人主動認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關于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適用普通程序的意見》第九條的有關規定，請求法院在量刑時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3。被告人的犯罪行為對社會危害較小，法院在量刑時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首先，被告人詐騙數額為58682.63元，數額不大。雖然數額已達到信用卡詐騙罪的犯罪起點，但數額有限，社會危害性不大。如果將透支額度平均分配到5家銀行，每家銀行的透支額度只會超過1萬點，對社會的危害較小。其次，雖然被告人使用信用卡進行消費行為，已構成犯罪，但從其消費目的來看，均為生活消費。與其他犯罪分子相比，被告人張昭的犯罪行為對社會危害不大。

考慮到以上兩點，法院在量刑時應充分考慮，酌情對被告人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第四，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不具有主觀惡性，法院在量刑時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被告辦理信用卡時，提前還款非常及時，沒有不良記錄。被告人的動機很簡單，即為了生活的便利，他沒有故意破壞國家的金融秩序，侵犯他人的公私財產，但后來一系列事故（如他受傷需要醫治、父母生病等）導致了不合時宜的判決據辯護人介紹，被告人由于法律意識淡薄，沒有意識到不及時還款的后果。他的根本目的不是通過詐騙發財，這與其他以詐騙為生的罪犯有本質區別。因此，被告人主觀惡性不深，法院在量刑時應充分考慮。5被告人在被繩之以法前表現一直很好，是初犯和無前科的偶犯。

在被告被繩之以法之前，他沒有不良習慣和不良記錄，也沒有犯罪記錄。這個罪行只是因為他沒有完全意識到事情的后果。這是首次犯罪和意外犯罪。本罪的社會危害程度和主觀惡性程度明顯不同于累犯。法院在量刑時應充分考慮。被告人張昭認罪態度良好，愿意賠償。

被告人對公訴人指控的犯罪事實無異議，自愿認罪，應予肯定。被告人歸案后，主動對整個犯罪過程作了詳細供述。他認罪態度好，對全部犯罪事實供認不諱，積極配合公安機關查清案件事實。可見，他有誠懇的悔過之心，這對社會的危害遠小于被告人拒不認罪、反抗的危害。另一方面，被告人雖然家境并不富裕，但仍積極向法律表達立場，積極想方設法進行賠償，充分體現了被告人認罪、真誠悔罪的態度。7發卡行的管理漏洞是本案的重要誘因，發卡行本身存在重大過錯。發卡銀行為了追求片面利益，盲目爭奪客戶，在信用卡辦理上存在審核不嚴等漏洞。在現實生活中，即使沒有任何收入的學生也能辦理大量的信用卡，這說明發卡銀行深受自身利益的影響，不關心自身的風險防范。辯護人認為，發卡銀行在審核和發放信用卡時，至少應審核并落實身份信息、收入等信息。但在本案中，發卡行僅憑受害人身份證復印件和簡單信息批準發卡，發卡行本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辯護人認為，作為發卡銀行，不能僅僅依靠國家刑法來防范自身風險，而最重要的是完善信用卡制度，從源頭上杜絕犯罪的發生。這位辯護人曾在一家銀行擔任法律顧問多年。他知道，銀行在收信用卡時，經常搬出國家刑法來嚇唬。在領取信用卡時，他說如果不歸還，他會以信用卡詐騙罪起訴你，迫使持卡人提交。辯護人認為，如果他嚴格按照制度辦卡，可能就不會有今天的情況。綜上所述，

被告方認為，無論從主觀犯罪動機還是歸案后的認罪態度來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都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和主觀惡性。在此前提下，法律應以教育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識，給被告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因此，辯護人懇請法院對被告人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甚至免除處罰。

上述辯護意見，本院應當充分考慮采納。

辯護人：XXX律師事務所律師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刑法認定是什么？盜竊、購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是指盜竊、購買、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的行為。客觀上表現為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信用卡法》有關規定，以秘密手段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或者交換金錢、物品等，或者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的行為。其中，“竊取”是指以秘密手段（包括偷窺、拍照、復制和高科技手段）獲取他人信用卡信息的行為，“購買”是指以相關人員（如銀行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的金錢或物質利益交換他人信用卡信息的行為；“非法提供”是指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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