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財產被他人的惡意行為而損害時請求的賠償除了協商以外通常都是通過訴訟來獲得，但是如果想要在財產侵權的民事案件中得到法官的認可并勝訴就需要拿出最有力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訴求。那么，財產侵權的舉證責任如何分配?

一、財產侵權的舉證責任如何分配?

侵權訴訟是指原告要求被告承擔侵權民事責任的訴訟。侵權民事責任的構成，必須具備法律規定的一定條件。侵權民事責任有般侵權責任與特殊侵權責任之分，兩者的構成要件不完全相同，舉證責任分擔的情況也有所不同。

(一)一般侵權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分擔

構成一般侵權民事責任，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四個要件：(1)損害事實客觀存在;(2)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存在因果關系;(3)行為具有違法性;(4)行為人有過錯。

在上述四個要件事實中，第一、二兩個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第三個要件實踐中原告一般不必單獨證明，因為侵害他人權益的事實得到證明后，除非被告能夠證明其行為是合法的，行為的違法性也就隨之確定。第四個要件的舉證責任由誰負擔，是個較為復雜的問題。從世界各國的法律和訴訟實踐看，關于過錯的舉證責任，經歷了一律由原告證明被告有過錯到在全部或部分案件中由被告對自己無過錯負舉證責任的演變過程。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民法采用過錯推定的方法，將舉證責任置于被告一方，要求被告就損害不是由于他的過錯所致負舉證責任。德、日等國的民法只對部分案件實行過錯推定，多數案件仍要求原告就被告有過錯的事實負舉證責任。

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未明確過錯的舉證責任由誰負擔。我國的民法理論一般認為，在侵權訴訟中，除無過錯責任外，受害人不僅要證明損害的事實，而且要證明侵害人造成損害是有過錯的。

然而，過錯屬于侵權行為人的心理狀態，受害人很難直接證明。所以不少國家采用“事實本身說明過失”或過錯推定的方法來緩解受害人舉證的困難。誠如史尚寬先生所說：“然原告如證明可推斷有故意或過失之事實，則應認為已有初步之證明，被告如主張有可推斷非故意或過失特別之情勢，則被告有證明此情勢之責。法院以被害人所證明之事實，認為一般足以推斷有故意過失，或以加害人所舉證之反對事實特可認為無故意過失時，不應僅以蓋然性之論斷為標準，而應兼采損害公平分擔之理想。蓋僅以蓋然性之論斷，不足以決定有無過失之時極多。是以基于公平分擔之過失推定，正合于此制度之要求。例如知為他人之財產而毀損之，無權利而使為假扣押或假處分，或對于他人之生命財產處于負有責任之地位之人，而疏于危險之預防，均可推定為有過失。”①在我國審判實踐中，亦采用過錯推定的辦法來認定被告有無過錯，但這只是事實上的推定，舉證責任并未發生轉移。

筆者認為，為了對受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周全的保護，將來有必要在民法典中明確規定由侵害入對自己無過錯負舉證責任。這樣不僅大大減輕了受害人舉證的困難，而且把有無過失不明的風險從原告方轉移到被告，使原告所受的損失有更多的獲得補償的機會。另一方面，加重了加害人的責任，以此促使人們的行為更為謹慎，最終達到減少損害發生的目的。

在侵權訴訟中，被告作為答辯依據的事實通常有;其行為是合法行為，如職務授權行為、正當防衛行為、緊急避險行為;被害人對損害的發生或擴大有過錯，如損害發生主要是由于被害人的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損害是不可抗力引起等。被告只要在訴訟中主張這些事實，就應當負舉證責任。

(二)特殊侵權訴訟中的舉證責任分擔

我國民法通則規定的特殊侵權責任，大多數是無過錯責任，亦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的。因此，特殊侵權責任在舉證責任分擔問題上與一般侵權責任最大的區別有兩點：一是由于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告負舉證責任的事項減少，不必再就被告有過錯負舉證責任;二是由于實際舉證責任倒置，被告的舉證責任加重，即使是仍以過錯為要件的侵權責任，被告亦耍對自己無過錯負舉證責任。某些特殊侵權訴訟中因果關系舉證責任的倒置，又進一步加重了被告的舉證責任。

此外，在特殊侵權責任中，法律對免責的事由往往作出明確規定。

(三)值得研究的兩類侵權訴訟

1.無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侵權訴訟中舉證責任分擔。

在這類特殊的侵權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擔除按—般原則解決外，還有些特殊問題值得研究。

第一，關于年齡和經濟能力的舉證責任。在訴訟中，雙方有時會對侵害人致人損害時或訴訟時是否已滿18歲、有無經濟能力承擔責任而發生爭執。此時應當由主張侵害人已年滿18周歲，有經濟能力承擔民事責任的監護人負舉證責任。因為上述事實對受害人來說，是妨礙他向監護人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事實，并且這些證據屬監護人的控制范圍，他最有條件證明。

第二，關于監護人過錯的舉證責任。依據民法通則的規定，監護人承擔的民事責任雖然屬無過錯責任，但法律允許盡到監護責任的無過錯的監護人適當減輕責任。在雙方對是否盡到監護責任發生爭執時，基于與上面相同的理由，應由監護人對自己無過錯負舉證責任。

有時，造成他人損害的被監護人是暫時脫離被監護人的控制，在幼兒園、學校生活、學習或是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的人。針對這種情況，最高人民法院在《意見》第160條中規定：“……單位有過錯的，可以責令這些單位適當給予賠償。”這表明單位與其他監護人不同，只承擔過錯責任，但由于未明確過錯的舉證責任由誰負擔，問題也就發生了。法國民法典亦規定教師對學生在其監督期間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在舉證責任問題上明確規定：“關于教師，被控因其過失、不慎或疏忽而致發生損害的事實者，應當按照一般法由原告在訴訟時加以證明。”(第1384條)對此問題我國應規定由單位對自己無過錯負舉證責任。這既是因為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是處在上述單位的監督管理之下，單位對自己無過錯的事實容易舉證，也因為在過錯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時，可以通過調節賠償的數額來減輕單位的責任。最高人民法院規定的不是全部賠償，而是適當賠償，這就使調節賠償數額成為可能。

2.侵害名譽權訴訟中的舉證責任。

民法通則實施以來，侵害名譽權的訴訟日漸增多。這類訴訟雖然仍屬于一般侵權責任訴訟，但在舉證責任上頗具特點。

在這類訴訟中，如果雙方對侵權事實存在與否發生爭議，原告只須證明被告以書面或口頭形式，或者以行為方式侵害了原告的名0譽，不必證明被告散布的有損其名譽的事實是不真實的。原告證明上述事實后，舉證責任便轉到了被告方，被告應對其刊載或散布的消息的真實性負舉證責任。如不能證明其真實性，法院就會認定侵權事實存在，并認定被告有過錯。如在徐良訴《上海文化藝術報》和趙偉昌一案中，原告訴稱該報于1987年12月18日刊登趙偉昌寫的《索價3000元帶來的震蕩》的文章中稱“當一家新聞單位邀請一位以動人歌聲博得群眾尊敬愛戴的老山英模參加上海金秋文藝晚會時，這位英模人物開價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文章內容嚴重失實，許多報刊轉載、評論，廣大讀者信以為真，嚴重損害了譽，在訴訟中，原告以報紙發表、刊載的文章為證據，初步證明了侵權事實，被告否認侵權，就必須對原告確實曾索價3000元負舉證責任。被告舉證不足，法院認為被告客觀上實施了侵害原告名譽權的行為，主觀上亦有過錯。

六、不當得利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擔

我國民法理論認為，構成不當得利必須符合以下要件：(1)方獲得利益;(2)另一方受到損失;(3)獲得利益與受到損失之間有直接因果關系，即一方受益與他方受損出于同一原因事實;(4)獲得利益沒有合法的根據。

從表面上看，原告既然是主張返還不當得利請求權的一方當事人，自然應對產生不當得利權利義務關系的上述四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否認不當得利，自然無需負任何舉證責任。但從訴訟實際看，問題并非那么簡單。

1.被告是否獲得利益發生爭執時的舉證責任。

這是不當得利訴訟中經常發生的爭執。如銀行工作人員主張因將100元人民幣誤認為lo元而多付款給儲戶，儲戶則否認自己多得錢款等。因一方得利與他方受損是構成不當得利的最基本條件，也是訴訟中首先需要證明的事實，所以應當由原告對此負舉證責任。

在多數情況下，證明被告獲得利益并不是件特別困難的事。如原告可通過證明在合同被撤銷前或解除前向被告支付了預付貨款;證明被告擅自印刷、發行原告的作品而取得利益來加以證明。但在一些情況下，證明這一事實是相當困難的，如前面所舉的銀行因誤認票面多付給儲戶款的例子便是如此。因此，能否證明被告確實獲得了利益，是原告在提起訴訟前不能不認真考慮的問題。

2.被告取得利益有無合法根據發生爭執時的舉證責任。

從實踐看，在這一問題上發生爭執的情形相當復雜，因此舉證責任究竟由誰負擔不能一概而論。爭執的情形大致有以下幾種：

其一，原告主張原先有某種合法的依據，但后來這種依據不復存在。如原先基于合同為某種給付行為，后來合同被撤銷或解除。被，告如對原告主張的撤銷或解除合同所依據的事實進行爭執，應由原告對該事實的存在負舉證責任。

其二，原告主張被告取得利益無法律依據，被告則主張有某種合法的依據。如基于贈與、基于抵押權等，則應由被告對存在合法依據的事實負舉證責任。因為在上述爭執中，實際上是被告主張依據某種法律關系而取得該利益，.原告否認法律關系的存在，當然應由被告證明產生該種權利義務關系的事實。

其三，原告主張因履行不存在的債務而引起不當得利。履行不存在的債務，大致有三種情形：一是履行根本不存在的債務，即一方誤認為存在某種債務關系而為的給付行為，如繼承人誤認為被繼承人生前欠某人債務而向其清償等，二是履行已經消滅了的債務，如債務人不知道保證人已替他清償債務又向債權人償還欠款、合同解除后仍依該合同交付標的物等;三是履行義務超過應該給付的債務，如前面所說的銀行工作人員向儲戶多付款等。

在以上三種情形中，第一種情形最為典型。德、日等國的民法將這種情形稱為“非債清償”，即因清償不存在債務而引起的不當得利。

在非債清償弓i起的訴訟中，究竟應當由原告對不存在債務關系的事實負舉證責任，還是由被告對存在債務關系負舉證責任，這在德、日兩國的理論界是長期存在爭議的問題。一部分學者從法律要件說出發，認為既然不存在債務關系而為清償是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產生的法律要件，自然應由原告對不存在債務關系的事實負舉證責任。日本的判例也支持這種觀點。另一部分學者對此持強烈反對態度，認為這種固守法律要件分類說分擔舉證責任的作法不可取。反對由原告負舉證責任的理由主要有兩條，其一，這樣分擔舉證責任將會使法院在舉證責任問題上陷入首尾不一貫、自相矛盾的境地。假如原告不依據不當得利請求返還而是改變策略，先提起消極確認之訴，要求確認作為給付原因的法律事實不存在，那么在消極確認之訴中，被告若主張法律關系存在，就必須對產生該法律關系的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獲得勝訴后，再提起返還不當得利的訴訟時，因前一判決的預決關系，原告不必再就不存在債務關系的事實負舉證責任。其二，這樣分擔舉證責任完全忽略了舉證的難易，有悖于實質的公平。原告主張不存在債務關系，若原、被告之間確無債權債務關系，要原告證明從未發生過的這一事實，無疑是強人所難。而對于被告來說，既然他主張存在著某種債權債務關系，他通常總是掌握著能夠證明產生債權債務關系的證據或證據線索，由他對產生債權債務關系的事實負舉證責任，自然不會有多大的困難。

應當承認，后一種觀點是有充足理由的。因此，在因履行根本不曾存在過的債務所發生的返還訴訟中，舉證責任應當這樣分擔：原告應就已為給付的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則應對債務關系的存在負舉證責任。

第二種情形分擔舉證責任不同于第一種，舉證責任完全在原告一方。原告除了需要證明已為給付的事實外，還需證明該債務因先前的給付行為或其他原因而消滅的事實。

在第三種情形中，原告除了對已為給付的事實負舉證責任外，還應證明已給付的數量超出了債務中應給付的數量。原告證明上述事實后，被告若主張超量部分亦有合法依據，存在合法依據的舉證責任便由被告負擔。

民法理論認為，如果行為人明知無給付財產義務而為給付，就不能構成不當得利。是否為明知無給付義務而為給付，亦會成為訴訟中的爭議事實。對此應由哪一方當事人負舉證責任?明知無給付義務而為給付，系阻礙不當得利請求權發生的事實，在訴訟中是由被告作為反駁訴訟請求的事實提出的，加之相對于誤認為存在給付義務而言，明知無給付義務而為給付系例外情形，故舉證責任應由被告負擔。

除明知無給付義務而為給付外，排除不當得利請求權的事由還包括為履行道德上的義務而為給付、履行未到期的債務等。當雙方對是否存在上述事實發生爭議時，舉證責任亦應由被告負擔。

3.受益人是否為惡意發生爭執時的舉證責任。

在不當得利訴訟中，受益人取得利益時是善意還是惡意，對確第十二章　發展與完善我國民事定返還利益的范圍關系甚大，所以訴訟中有時會發生爭執。

德、日等國的民法均規定，對善意之得利人，僅在現存利益的限度內負返還的義務。但得利人如為惡意，則應返還全部利益。即使該利益已因意外原因不復存在或大為減少時亦不例外。我國民法通則對此雖未作明確規定，·但民法理論對此是持肯定態度的。①

一般認為，當受益人是否為惡意發生爭執時，應由原告對被告存在惡意負舉證責任，即由原告舉證證明被告取得利益時明知缺乏合法根據而仍然接受。

當被告為善意時.返還的利益以現存利益為限。此時可能發生的爭執是原告主張被告取得的利益仍全部存在，被告則主張一部分利益已失去，現存利益少于取得時的利益。對此同樣存在應由哪一方當事人負舉證責任的問題。臺灣的史尚寬先生認為;“關于利益返還之舉證責任，由利得人負擔。蓋利得人原應返還其所得利益之全部，法律為保護善意之利得人，特縮小其范圍。故不當得利已經證明，如無反證?則利益應認為現存者”

綜上所述，財產侵權的舉證責任并不是簡單地就讓當事人中的一方來承擔的，因為財產侵權案件中的可能涉及到的問題會非常復雜而需要各種證據輔助證明案件事實，所以法律規定不同種類的侵權案件就會由不同的主體來承擔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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