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封作為人民法院對債務人采取的一種強制執行措施，其目的是為了更有效地強制被執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更好的保證債權人利益的充分實現，維護交易安全。它會產生兩方面的效力：一是程序法上的效力，即先采取措施的法院的處理權限問題；二是實體法上的效力，即先采取措施的案件債權人是否有優先受償權問題。①我國《民事訴訟法》第94條規定禁止重復查封，因此首先采取查封措施的法院在程序上具有優先處理查封財產的權限，其他法院不得對同一物再采取重復查封的措施，也不得對正在實施的查封措施予以解除。至于實體法上的效力，即先申請查封的債權人是否享有優先受償權，應當說，法律并沒有做出明確規定，但從法律禁止重復查封的規定來看，這即是禁止其他債權人對已查封的財產再申請執行，因此執行過程中的查封措施具有一定的優先性。但這種優先性是相對的，有限制的。當債務人的財產足夠清償全部債務時，這種優先性是存在的（實際上由于債務人的財產足夠清償全部債務這一前提的存在，使所有的債權人最后均能得到清償，因此這種優先權存在的意義并不大）。德國法律規定通過扣押（此處的扣押大體相當于我國的查封）債權人就獲得了扣押質權，該扣押質權具有與合同法上的質權和法定質權同樣的效力，取得扣押質權的順序依扣押的先后順序確定，并且在債務人破產時，扣押質權人可以享有別除權，就破產財產優先受償。美國的司法優先權包括扣押優先權、判決優先權和強制執行優先權三種。其中扣押優先權也是債權人因先向法院對債務人的財產提出扣押申請而取得優先受償權，但此優先權不同于債務人債權人合意產生的抵押權，在債務人破產時并不享有別除權。可見德國和美國的扣押優先權的主要區別就在于前者在破產中享有別除權，后者卻沒有。應當說，美國的立法模式更具合理性。1993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受理破產案件后對以破產案件的債務人為被執行人的執行案件均應當中止執行的批復》中明確規定，以破產案件的債務人為被執行人的案件，執行法院雖對債務人的財產已決定采取或者已采取了凍結、扣留、查封或扣押等財產保全措施或者執行措施，仍屬于未執行財產，均應當依法中止執行。如果受理破產案件的人民法院裁定宣告債務人破產，被中止執行的財產應當作為破產財產。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案件后，以破產企業為債務人的其他經濟糾紛案件，已經審結但未執行的，應當中止執行，作為破產債權由債權人憑生效的法律文書向受理破產案件的人民法院申報債權。”新《破產法》第19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有關債務人財產的保全措施應當解除，執行程序應當中止。”這說明已經查封的財產在債務人破產時，都要作為破產財產，由所有債權人統一分配，而不能優先執行給已經采取查封措施的債權人。執行屬于對債權的個別清償，應以效率原則為價值追求目標，對于積極勤勉調查債務人財產狀況，付出大量時間、精力和費用的債權人理應給予鼓勵。而當債務人的財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時，就應轉入破產程序，已被采取查封等措施的財產不再享有優先受償權，而應當返還作為破產財產，由所有債權人按比例公平受償，實現債權平等。可以說，即使執行程序中的優先主義有偏袒查封債權人之嫌，但由于破產程序對執行的制約，也不會破壞債權平等，由執行和破產構成周密的救濟制度體系存在的情況下，我們就不會指責優先主義會破壞債權平等了。但“德國法上的查封質權或者抵押權卻實實在在的威脅著債權平等”，因為進入破產程序即意味著債務人的償債能力非常有限，查封質權在破產中又享有別除權，“故對于其他事前未設擔保，事后又沒有機會申請執行或者申請假扣押的債權人來說，查封優先權制度無疑剝奪了他們通過破產程序獲得平等救濟的可能，無異于落井下石。”因為它使其他債權人試圖通過破產程序來獲得平等救濟的愿望成為不可能，忽略了破產制度對執行申請機會不平等的補充作用，無形中剝奪了其他債權人在破產程序中平等受償的機會。而且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本來查封優先權就不應當與債權成立時合意成立的抵押權一樣對待。因為合意產生的質權人在債權成立時就已考慮到債權的風險，并積極地采取了防范措施，其在債務人破產時享有別除權是理所當然的。但查封質權人則不同，可能因與債務人的關系或對債務人受償能力的信心等，他們在債權成立時沒有積極采取措施防范風險，這意味著他們當初就做好了與其他沒有擔保的債權人共擔風險的準備，在這種情況下，僅僅因其申請查封在先而給予抵押權或質權，對事前與其共擔風險、信賴債務人當時財產償債能力的債權人很不公平。②因此，當債務人破產時，查封質權應當向對待提前清償以及事前沒有提供而事后提供的擔保物權一樣，予以撤銷。而且查封質權是優先主義立法體現在執行中的優先權，它只是一種程序上的優先權，只能在執行程序中發揮作用，在破產時就應當喪失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