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從1996年12月的頒布，是我國民商法律制度的重大事件。它彌補了新中國成立后破產法律規范長期存在的空白。它使得破產這一市場經濟的必然現象成為一種法律事實，并為法律規范所調整。它使我國改變了破產案件無法可依的狀況，據統計，1999年全國各級法院受理破產案件5622件，2000年達7746件，2001年上升為9110件，呈逐年大幅度上升趨勢。［1］近年破產案件具有如下特點：一是收案數量逐年增多，全國法院在1989年至1993年5年間受理1153件，而1997年一年就受理53961件。二是國有企業破產案件上升幅度大，全國法院在1992年收案428件，其中國有企業只有130件，占30％；而1996年一年5875件中，國有企業占3651件，占62％；1994年到1997年，全國法院共審結企業破產案件15479件，其中國有企業破產案件8578件，1997年審結的破產案件涉及資產總額358億元。［2］三是破產案件申請人種類單一。近年主要是優化資本試點城市的國有企業作為債務人申請破產還債，以及其他性質企業作為債務人申請破產，而債權人申請破產情形為少數。現行破產立法通過法院審理破產案件，保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資本結構的優化，維護了社會穩定，保障了以企業改革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更為重要的意義是靜態的立法通過動態的司法實踐，使破產宣告制度在法律上已經得以確立。但是，如前所述，由于現行立法存在制度層面的缺陷，在立法和司法實踐還存在諸多突出問題，亟待解決。一、現行破產宣告制度的缺陷1.立法宗旨存在偏差由于特殊的立法時代背景，當時破產立法目的就是用破產制度促進經濟體制改革?所以在制度層面先天不足。其原因有三，一是在立法階段，破產宣告理論研究不夠充分，國內的學術成果和國外研究著作的介紹都不夠深入和廣泛。因為無法可依，當時的司法實踐更是一片空白，而實踐的缺乏又制約了理論研究的發展。二是當時國有企業嚴重虧損比例逐年上升，而關、停、并、轉的行政措施難以起到法律的規范和調整作用。將破產宣告制度主要作為改善企業經營狀況的權宜之計。三是民眾的破產法律意識并未普遍形成。我國傳統的以刑為主體的觀念源遠流長，破產這種民商法律觀念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國沒有公法與私法劃分的傳統，國有企業是公法主體還是私法主體，并不明確。與國外不同，國有企業是我國政治、經濟的基礎，它不能完全作為私法的主體來調整。所以，現行制度從產生之日便不可能擺脫與生俱來的困境，法律意識往往屈服于傳統意識。2.政府行政干預過重破產宣告是專屬法院的司法裁判權，這既是我國《破產法》的規定，也是各國破產立法的通例。收到當事人的破產申請，是否宣告破產，應由法院依照法律之規定審查決定。但是，從1994年到1997年，國務院及其相關部委卻陸續發布了一系列關于試點城市國有企業破產的行政性文件。其中，文件列名的111個試點城市國有企業破產，實行預先報批的計劃管理制度。實際上使法院失去對大部分國有企業破產案件的決定權。清算組雖然由法院指定成立，但清算組的組成則完全以政府官員為主體。［3］政府的行政干預侵蝕了法院的獨立司法權。并且，行政干預的過程也包含對政府及其相關部門自身利益的優先保護，漠視甚至侵害債權人利益，違背破產法關于債權人集體公平受償的原則。3.立法規范缺乏統一性如上所述，現行破產宣告制度的法律規范，主要包含于《破產法》和《民事訴訟法》第十九章的條文之中。兩者在原則上相同或相近，但是，在適用范圍、破產原因、破產申請權等諸多方面存在顯著差別。例如，在對債權人申請的破產宣告程序上，《破產法》規定，法院受理后須經過必要的前置程序后方能作出破產宣告；而《民事訴訟法》的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序則不同，法院受理的同時便裁定宣告破產。再譬如，對于破產申請權，以上兩法的規定是債權人和債務人，而《公司法》則賦予企業清算程序中的清算組享有申請權。［4］主要原因在于法律規范因適用對象不同造成立法體例上的雙軌制，立法的不一致，造成司法的不統一。這種不統一破壞了司法的權威和公信力。目前按不同企業所有制進行立法的方式是不科學、不合理的，不僅使立法體系雜亂無序，而且可能造成法律適用上的不平等、不統一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