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及其分析進路

實務中主張精神損害賠償訴求的表現多種多樣，其可因為侵害人身權而發生，也可因為物的損壞而發生，前者的正當性幾乎是先在的，現在已經沒有人提出疑問；而物的損壞能否通向精神損害賠償之路，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今日的歐洲有高度爭議的是對物之情感價值的賠償問題。它涉及這樣一些案件，一個動物或無生命的物體受到傷害或遭到破壞，它們的市場價值很小但對所有權人或者其他個人的幸福卻有重大意義。需要解答的是，對這種‘特別偏好的價值’是否原則上保護它不受任何方式加害行為的侵害，或者原則上只保護它不受故意行為的加害或者原則上根本就不通過侵權行為法加以保護。”顯然，因為物的損壞產生的人的感情傷害，賠或者不賠，是一個哈姆雷特式的問題。

在此，我們界定兩個進行討論的前提要素：其一，精神損害的含義。精神損害又稱為非財產損害，學界對其內涵向來認識不同，比如，王*鑒先生認為精神損害的抽象意義是指權益受侵害，致被害人在非財產上價值遭受損失；具體內容則是精神或肉體痛苦，其基本特色，在于不可以金錢價額予以計算。曾*雄先生則認為精神損害是指：“生理上或心理上所感受之痛苦，且依法律之規定可以獲得賠償之痛苦者。”兩相對照，后種認識多了“依法律之規定可以獲得賠償”的標準，從而將同樣形態的精神損害劃分為法律內外兩種。不過，這種限定標準似乎并沒有正當理由，因為“法律規定”的標準囿于實在法，此“法律規定”的正當性，不能因為其表現在現行法中就能得到證明，至少在學理上或者實務上有爭論的可能；而且，以法律沒有規定來否認某項權利，若沒有其他實質觀點支持，容易流為概念法學的論辯，但“法律沒有規定應怎么樣”的問題實際上已經超出了邏輯問題的范圍，屬于法律價值判斷的問題。為了減少討論前提概念的不確定性，本文將在前種認識意義上使用“精神損害”，即個人情感利益的圓滿狀態受到破壞，其表現為氣憤、悲傷、痛苦、懊悔、憂愁、惱怒等精神上的異常和缺陷。其二，精神損害的起因是“物的損壞”，即在他人作用下，有體物占有的滅失或者有體物物理實體狀態上的圓滿性遭到破壞，如親友遺照丟失、在醫院儲存的人的精子滅失、寵物狗被車軋死等，至于造成此種后果的緣由是侵權抑或違約，在所不問。

分析這個問題的最常見進路是規范主義，其以既有的法律規定為分析的邏輯前提，注重概念以及制度之間的銜接，在準確界定概念的基礎上塑造出一個制度世界，在此，作為思維結果的概念，成為人們進行其他思維活動的出發點，概念因此具有與特定論點或者事物相互對應的表征，論點或者事物的不同皆因作為分析基礎的概念不同。在思維構建的抽象空間中，概念雖然源于社會生活現實，但它們之間的關聯被規范主義思維利刃割斷，受到關注的只有概念的獨立規范意義。而且，規范主義進路將既有法律制度體系看成唯一正確的解，在這個封閉而自治的邏輯系統里，推理是用以甄別論題正當性的手段，凡不能為這個系統所吸收的，即被視為異質。德國的**斯蒂安·馮·巴爾教授就采用了這樣的進路，他對上述爭議問題的分析結論是：“作出肯定回答的則是將因動物滅失看作了是可賠償性損害，相反作出否定回答的，那它就僅是個損失而已。”這個結論將“可賠償性損害”和“損失”作為兩個不同的概念實體，在此基礎上對“物的損壞”所可能產生的法律后果進行了二元區分，把同一現象隔離在兩個世界之中，從而有了不同但各具合理性的后果。在制度構造層面，這種分析進路無疑很簡捷也很有說服力，它根據“詞與物”之間的一一對應，勾畫出現實與制度的對應關系，并在概念實體意義世界里搭建了一脈相承的制度體系，達到了概念準確、邏輯清晰和制度協調的和諧。

然而，當我們將目光投向更深層面，卻難以從這個進路中尋覓出這樣的問題——為何有“可賠償性損害”和“損失”的區分、為何因為物的損壞致使人的感情損害這個同一現實會被劃進不同的概念門下——的答案，要回答這種正當性追問，可能還要在特定的法律語境中，探求“可賠償性損害”和“損失”的意義，而這種意義是不同語境中法律價值網絡中的構成部分，脫離開這個整體，我們將無從全面或者準確得知作為構成部分的這個意義。正如霍*斯所言，世界上并不存在概念實體，一個概念的意義不在于其定義、形式以及它與其他概念的關系，而在于它在真實世界中引起的后果。的確如此，概念不是憑空由人的思維塑造出來的，它鑲嵌在不同社會情境的意義網絡之中，生活世界給予其真實內涵和正當性基礎，單獨認知概念并據此對事物進行歸類，并不能使我們確切知悉其中的正當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