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基層刑事審判法官，依據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作出裁決這是本職，但對于法律規定與司法實踐相脫節現象，我們只能依據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作出裁決，并對被害人的不解，只有在同情之余進行蒼白的說理。

我國法律和司法解釋之所以把精神損害賠償排除在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范圍之外，我們理解理由如下：一是《刑法》第36條、《刑事訴訟法》第77條都明確規定只賠償經濟損失、物質損失。1979年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制定時，精神損害賠償制度被視為“資產階級的東西”，沒有被吸收、借鑒到當時特殊國情下的附帶民事訴訟當中。在1986年4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民法通則》第121條中，確立了民事責任中的精神損害賠償原則。而現行刑事訴訟法修改時，仍然把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界定在“造成的物質損害”方面，造成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偉人們說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精神損害賠償制度上沒有做到實事求是，進而在立法上排斥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必然導致司法解釋也排斥賠償精神損失；二是對被告人進行刑罰處罰，本身就是對被害人的精神損害方面最好的“撫慰”，無需再用經濟賠償手段制裁被告人，這一觀點一直被認為是正確的。三是在現實中如果設置了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精神損害是無形的，賠償標準怎么定；賠償數額過大是否利于案件處理，增加了調解難度，不利案件在審限內審結；判決結果得以執行的難度加大等等。誠然，法律規定如此，司法實踐也就可想而知。審理此類案件會造成法官良心上不安，被害人事后得不到及時的有效的補償，精神傷害更重，思想上一時難以轉過彎來，往往就會采取一些過激的自力救濟手段，造成不應有的損失，如被害人及親屬的報復行為等。

刑訴法規定由于犯罪行為造成的物質損失屬于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賠償的范圍，從而導致由于犯罪行為造成的非物質損失的人格傷害的賠償或補償的問題，就被排斥在附帶民事訴訟的請求范圍之外，這是當前的通說。但我們認為，當被害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了犯罪行為的侵害，在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時，被害人要求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在情理上是完全正當的、毫不過分的。在國際上也是這么做的。隨著司法國際合作步伐地加快，涉外刑事案件的日漸增多，如果永遠固守精神損害不得賠償的老觀點，就會在客觀上造成對我國不利的國際影響；也不利于被害人撫平本人及親屬心中的怒火。在司法實踐中允許給于被害人精神損害賠償，對于被害人或其家屬來說，則具有精神的補償損失和撫慰的作用與意義；對犯罪分子來說，具有侮罪的表現機會和經濟裁制的作用與意義。遏制精神損害賠償請求進入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應作適當的調整和擴大，允許刑事被害人對遭受的精神損失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以便更好地、全面地維護被害人的人格權利和身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