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那些已經實施了違法行為的民事主體，是會受到相應的法律的處罰的，一般來說，對于那些自訴類型案件，若民事主體不提出實施請求，司法機關是不會啟動處罰程序的，根據我國司法機關的規定，在起訴之后拒執罪的控告程序模式是怎樣的?

一、拒執罪的控告程序模式是怎樣的?

概覽我國拒執罪追訴程序的模式，大致可以分為單循環模式與雙循環模式。

單循環模式即公、檢、法內部循環模式，它的起點為法院執行程序，經過法院執行中發現拒執犯罪線索、移交公安機關偵查、檢察機關審查起訴，終點為法院作出裁判。

它的法律依據是2012年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規定：“刑事案件的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該法條中法律的除外規定，即上述法律規定的自訴案件范圍：“(一)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拒執罪顯然不屬“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且該罪行侵犯的客體為法院裁判的權威性，所以不存在“被害人”，因此，該罪行不存在自訴的法律依據基礎。另外，根據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依法嚴肅查處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執行犯罪行為有關問題的通知》第七條規定：“人民法院在執行判決、裁定過程中，對拒不執行判決、裁定情節嚴重的人，可以先行司法拘留;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行為人涉嫌犯罪的，應當將案件依法移送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這是當前本罪的基本追訴程序，即人民法院在執行過程中發現犯罪，整理材料移交給犯罪行為發生地的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再由犯罪行為發生地法院審查，這基本符合刑事訴訟法中審判中立的原則。但在司法實踐中啟用頻率極低。據統計，2005年至2009年，全國法院共審理拒不執行人民法院判決、裁定罪案件2568件，涉案2748人，年均512件，418人，相比同期罰款、司法拘留486451件次(其中司法拘留417085人)年均97290件次。拒執罪案件僅為同期罰款、司法拘留措施的0.4%。

雙循環模式是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臺以來正在探索和初步確立的拒執罪追訴模式，該解釋第三條規定：“申請執行人有證據證明同時具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認為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三項規定的，以自訴案件立案審理：

(一)負有執行義務的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侵犯了申請執行人的人身、財產權利，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

(二)申請執行人曾經提出控告，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對負有執行義務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確立了在拒執罪追訴程序中有限度的引入自訴程序的制度。這也基本與當前《關于落實“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的工作綱要》：“充分利用公訴、自訴兩種渠道追究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責任等手段進行依法制裁”的精神相適應。

雙循環拒執罪追訴模式是建立在最高院司法解釋對自訴案件范圍擴大解釋的基礎上，即將被害人擴大解釋包含了申請執行人。這種解釋雖然有一定合理之處，但從概念上講實屬牽強。理由如前所述，拒執罪罪行所侵害的法益并非公民人身財產權益，而是人民法院司法活動的權威性。被害人與其說是申請執行人，還不如說是執行裁判的法院。

二、我國拒執罪追訴程序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第一，拒執罪公訴程序啟動難、歷時長

從2015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人民法院依法懲處拒執罪典型案例中的案例2來看，2013年7月，被告人王某實施拒不執行法院生效裁判行為，致使舟山市普陀區人民法院判決無法執行; 2015年1月23日，被告人王某自首;2015年3月30日法院判處刑罰。該案歷時近兩年，其中艱辛只有細細體會方能感覺。筆者所辦案件中也有類似案例，如〔2013〕鄂保康橋民執字第00027號，筆者所在法院于2014年12月10日查明被執行人喬某有拒不執行法院生效裁判的行為并于2015年1月8日移送公安機關，喬某已在2015年夏被取保候審，但至今仍未移送起訴。

導致這種現象的深層原因是：

一是認識上存在的誤區。拒執罪的案件雖系刑事案件，但普遍卻認為只是人民內部矛盾，不應以對抗的方式解決，加上社會上欠帳沒還的大有人在，尤其是欠國家錢的大戶逍遙自在未見到有什么懲處，另外國家行政機關本身也是欠帳大戶，筆者所調查的法院就是債臺高筑卻沒見把他們怎么樣，這類平等主體間的沖突導致的刑事案件難以為普通群眾接受，對其社會危害性認識不足。

二是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偵查、公訴、自訴程序時限較長，不適合用于拒執罪追訴這類需要及時打擊的犯罪。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逮捕后的偵查羈押期限是三個月，取保候審是12個月，公訴時限是1.5個月，自訴案件的審限是6個月。然而執行程序的時限只有6個月。這造成了通常情況下，拒執罪追訴完畢時，執行程序已經超過時限。

三是實際上將拒執罪案件移交公安機關偵查是重復且不必要的程序。因為執行法官在執行程序中所記錄的詢問筆錄和查控的被執行人財產線索均已非常全面，基本上不需要公安機關再次取證。

實踐中，公安、檢察機關一些辦案人員認為對此類案件的追訴是幫法院了難，費力不討好，作為法院的具體移送銜接的辦案人員可能感覺不到切身利益受損，認為是公家的事，所以遠不及私人權益受損時尋找保護那樣積極。加上當前涉訴信訪壓力巨大，各級領導高度重視，拒執案件中的執行申請人常常是給法院施加了巨大信訪壓力，這種壓力原本由法院一家承擔。

如果通過拒執罪立案后追訴義務人，意味著信訪壓力轉移，一旦抓捕犯罪嫌疑人不力，控制財產不到位，涉訴信訪責任難免。基于這一現實考慮，偵查機關接受移送材料后，會苛刻審查，以致對有些符合立案條件的也不立案。涉案經費制約也是拒執罪難啟動一個重要的客觀因素，尤其是中西部欠發達地區，辦案經費普遍不足，公安機關面臨可能抓追逃，經費由誰來承擔，是一個不可逾越難題。

第二，拒執罪公訴程序不利于保障執行申請人合法權益

拒執罪的客體是人民法院司法活動的權威，故我國當前追訴程序設計中首先考慮的是法院移送案件啟動程序，然后自訴為補充。這樣二者擇一的程序固然是以兩全其美為價值追求，但恰恰首尾不能相顧。

一是公訴程序拒執案件中執行申請人利益的維護被忽視。拒執罪罪行侵犯人民法院正常執行活動的背后卻是執行申請人的利益的侵犯，這是根本矛盾，換句話說，一個拒執罪犯罪嫌疑人能否最終受到法律的懲處很多情況下更為關心的是執行申請人，現行追訴制度雖然給執行申請人賦予一定的追訴權利和渠道，但是，真正賦予申請執行人在公訴程序中的話語權卻很少，筆者在辦理此類案件中經常遇到類似情形，被執行人在判決中應履行的義務為3萬元，經過多年的執行甚至刑事追訴，被執行人履行了3萬元，此時申請執行人要求利息和遲延履行利息的話語權可能就會被忽略。

二是自訴的方式中自訴人因為缺乏足夠的專業能力和人力、物力的保障難以收集到有效的證據，在法庭上勝訴的幾率很小，由于難以勝訴當事人對法律可能產生失望，易造成新的社會矛盾，與國家嚴厲打擊該類犯罪的初衷背道而馳。

三是自訴人在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勝訴后，得到的只是被執行人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結果，同時執行程序窮盡，出現程序真空的現象。如2016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拒執罪自訴案件典型案例1中，被告人郭某經劉某某自訴，判決處以刑罰后，仍未履行，自訴人只得徒呼奈何，執行法院亦無下文。

第三，法院扮演的尷尬角色

無論是單循環模式還是雙循環模式，法院和法官總免不了尷尬：

一是眼睜睜看著某些被執行人在眼皮底下做著抗拒執行的行為，卻只能在短暫的司法拘留和蒼白的罰款后，將犯罪線索移送給公安機關或將查到的證據交給申請執行人，慫恿其再以自訴人之身份經過一次法庭審理，方能使眼皮下的罪惡繩之以法。

二是執行法官將拒執罪線索移交或提供后，執行程序既未因移送而結束，又未因被執行人提起自訴而中止，處于進退兩難之間。更多情況下，法院將拒執罪線索移送公安機關后，申請執行人仍然會找執行法官詢問情況，甚至采取不理智的行為，而法官對公安機關的偵查，也無權過問，更不用談督促。

三、實現執行程序與拒執罪追訴無縫對接的幾點思路

第一，拒執罪追訴程序可設定為法院自行啟動模式

如前所述，我國拒執罪追訴程序以公訴程序為主，自訴程序為補充，欲追求兩全之策，卻恰恰無法兩全，因為兩種程序非此即彼，不可同時啟動。

然而，我們可以將眼界放得更廣闊一些，英國有“為了維護法律和秩序，法官有權并且必須有權立即處置那些破壞司法正常進行的人。這是一個很大的權力，一個不經審判當即監禁某人的權力，然而它是必須的。” [1]美國也有“發生在法官眼皮底下的犯罪無須其他證明”。在我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也明確要求，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我國的法治進程在快速推進。保證庭審在認定證據、查明事實、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完善懲戒藐視法庭權威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法律規定。筆者認為，我國的拒執罪追訴也可以是法院或法官在某種特定情形下依申請執行人申請或依職權啟動的刑事責任追訴程序。

一是執行法官在查明被執行人具有拒不執行法院裁判的行為，情節嚴重后，即可合議決定啟動拒執罪追訴程序，隨之采取強制措施，并交公安機關執行。

二是執行法官依照申請執行人提供的申請和充分證據，認為情節嚴重，也可合議啟動拒執罪追訴程序。

三是在短時間內開庭審理并進行判決。

四是在程序方面保證被執行人的基本訴訟權利。如公開審判權、自我辯護權以及獲得辯護權、庭審中的最后陳述權和上訴權。

五是接受檢察機關的監督。由于這一程序的特殊性，法官既是藐視法庭行為直接針對的主體，又是裁判者， 因此特別需要防止法官濫用權力。首先，法院開庭審理拒執罪之前必須通知檢察機關， 檢察機關應當派員出庭，但此時檢察官在庭審中的身份并非公訴人，而是訴訟監督人，就案件庭審情況履行監督職能;其次，拒執罪的判決必須向檢察機關送達，并賦予檢察機關抗訴權，依法就定罪量刑提出抗訴進行監督。

這種追訴程序的啟動模式有幾點優勢：一是保障司法權威得以在第一時間被維護。以最迅疾的方式打擊拒不執行法院裁判的罪行，震懾可能潛在的犯罪人。二是節約司法資源，提高執行效率。如果按照普通公訴案件的程序，經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公訴機關審查起訴，不僅毫無必要，而且浪費司法資源，違背訴訟效率原則。三是減少申請執行人的訴累。被執行人是否有拒不執行的罪行，執行法官是最能說明的，若再講皮球推給申請執行人，讓其再回傳，顯然徒增煩惱。

第二，法院在拒執罪追訴中應當扮演被害人反戈一擊的角色

如前所述，拒執罪罪行所侵害的法益是人民法院司法活動的權威性。被害人與其說是申請執行人，還不如說是執行裁判的法院。既然法院是被害人，當然也有反戈一擊的權利，無需過度的追求程序正義，反而畫蛇添足的又將案件移送公安或者交給申請執行人自訴。可能有人認為執行法院與案件之間存在利害關系，必須回避。筆者認為，通過二審終審和檢察院嚴格監督等程序完全可以避免判決的不公。此外，還可以規定此類案件的事實查清后，必須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是否構罪，量刑輕重等問題。也可能有人會認為，法院徑行審判違反司法被動原則。筆者認為司法被動并不意味著司法是軟柿子，司法的被動應當被比喻為綿里藏針，如果有人犯其威嚴，必受懲治。

第三，拒執罪追訴程序啟動，執行程序不應中止

當前的拒執罪追訴程序過于冗長，縱觀最高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中，公訴程序動輒一至二年，自訴程序也都在半年以上。這都會導致執行程序的拖沓和不完整，最終的結果就是中止執行程序。

如果執行法院自行啟動拒執罪追訴程序，那么這一程序既可以看作是刑事訴訟程序，也可以看作是執行程序中以刑罰處罰來督促被執行人履行法院裁判的一個分支，就像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之于刑事訴訟程序一般，兩者互不矛盾，同時進行，甚至可以說是同一目的，都是為了維護法院司法活動的權威，同時實現申請執行人的合法權益。此外，法院自行啟動拒執罪追訴程序減省了移交公安機關偵查和檢察院審查起訴等不必要的環節，也加快了對該罪行的追訴效率，提高了法院的執行效率。

第四，申請執行人的合法權益在拒執罪追訴程序中應如何保障

當前的拒執罪追訴程序中，公訴程序顯然是將申請執行人排除在程序之外的。在筆者承辦的一件執行案件中，公安機關接受了法院移送的拒執罪線索，并抓獲了被執行人，被執行人履行案款后，申請執行人向公安機關索要，被告知案款要隨案移送檢察機關。后申請執行人又找到法院，筆者找到公安機關協調，仍然無效。顯然，案款應當發放給申請執行人，但在此案中，一直等到被執行人被判決拒執罪成立后才將案款發放。在自訴程序中，申請執行人又有孤軍奮戰之感，明明案子申請法院執行了，卻又被告知在一定情形下需要自訴，而且仍是到法院起訴，這容易使申請執行人心生迷茫，對法院的公信力產生動搖。

執行法院自行啟動拒執罪追訴程序的優勢在于，一是可以依照申請執行人的申請啟動拒執罪追訴程序，以使申請執行人更積極的參與到證據收集和執行線索提供中來。二是可以通知申請執行人全程參加對被執行人的追訴，并賦予其部分追訴的權利，比如參與庭審，舉證，陳述等權利，使其對法院執行程序產生敬畏，積極的參與對被執行人的追訴，減少雙方對執行法院的抵觸情緒。三是可以設置和解、諒解從寬等程序，促使被執行人更積極的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確定的義務。

第五，對法院直接啟動拒執罪追訴程序運用的展望

當前, 以拒不執行法院生效裁判為代表的妨害訴訟的行為層出不窮，這與我國民事訴訟法律中相關制度的缺失無力存在密切關系。要從根本上扭轉這種局面, 就要制定制度, 重塑司法威嚴, 提升訴訟誠信。筆者通過寫作本文，也從法院直接啟動拒執罪追訴程序之中找到靈感，認為這一程序或許可以擴張運用到刑法中妨害司法罪的大部分罪名中，特別是對審判執行程序的妨害行為中，最終可能會演變成一種特殊的刑事訴訟程序，專門針對妨害審判執行活動的行為，這種行為也可以歸納為當前一個時髦的罪名，藐視法庭罪。當然，這一切還是要建立在法律修改的基礎上。

由此可以知道，對于民事主體來說，只要案件被受理，自己只需要提交相關的證明材料即可，若不了解相關的法律知識，也可以聘請律師處理相關的司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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