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刑法修正案(九)》生效以來，已有將近一年時間，但全國各地法院的適用并不完全相同，在罰金刑的適用上也有不同的理解，其中反映出的問題對我國的司法實踐有著重要的影響。那么刑法修正案九關于罰金刑是如何適用的呢？接下來小編將與您探討。

一、《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罰金條款掠影

從《刑法修正案(九)》對罰金條款的修改情況來看，主要存在四種模式。

一是修改了總則關于罰金的規定，將“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災禍繳納確實有困難的，可以酌情減少或者免除。”修改為“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災禍等原因繳納確實有困難的，經人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繳納、酌情減少或者免除。”進而進一步完善了因災禍等事由不能繳納時罰金的繳納方式和繳納程序，加大了罰金的繳納力度。

二是在分則條款中，增設罪名的同時在刑罰設置上設立罰金刑條文。

三是在分則條款中，在未修改之前法定刑幅度的情況下單獨增設罰金規定。如刑法第一百二十條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第一款之前規定：“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

《刑法修正案(九)》將其修改為“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其他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可以并處罰金。”四是在分則條款中，在調整法定刑幅度的同時，增設罰金條款。

這具體又可分為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未改變起點刑幅度，但增設法定升格刑規定，同時設立罰金條文。如將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條修改為“非法生產、銷售專用間諜器材或者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就是如此。

第二種情形是改變了起點刑，或者有多個量刑幅度，改變了相應量刑幅度，同時增設罰金規定的。如貪污、受賄罪的規定。再如刑法第三百條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利用迷信破壞法律實施罪之規定。在修改之前該罪第一款表述為：“組織和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修改之后，第一款變為：“組織、利用會道門、邪教組織或者利用迷信破壞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分類只是基于研究需要而進行的一種初步概括，并非是要絕對精確的對《刑法修正案(九)》罰金條款所采用的立法技術進行歸類。事實上，本次修正在很多罰金條文的設計上采用的是混合方式，同時包括筆者所概括的后兩種模式。

二、對新增罰金條款截然對立的兩種不同適用立場分析

就司法實踐而言，前三種模式并無太大影響，關鍵是第四種模式，新刑法改變了起點刑，或者有多個量刑幅度的，減輕了其中量刑幅度，從而根據“叢舊兼從輕”原則整體上可能對被告人有利。由此對于未決案件如何具體適用新法之爭議便產生了。如行為人甲散發邪教宣傳品被抓獲，某基層法院審理后認為情節較輕，于《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前根據舊刑法判處甲有期徒刑三年。后甲提起上訴，二審審理期間新刑法生效。根據新刑法的規定，情節較輕的，可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就主刑而言，應適用新刑法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無疑，但問題是是否能同時判處罰金等附加刑呢?對此，司法實踐種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立場。一種意見認為新刑法應該“整體適用”，也即不應該將主刑與附加刑割裂開來。其理由在于犯罪分子已經因刑法修訂而獲得了從輕處罰的好處，如若適用新刑法較輕的主刑規定而不適用附加刑，會使其獲得兩次好處，這不符合刑法修訂宗旨。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上訴不加刑是一項基本原則，其既包括不能加重主刑也包括不能加重附加刑，若同時適用刑法所規定的主刑和附加刑顯然是對該原則的背反。筆者以為，第二種觀點是妥當的，具體理由有以下幾個方面。

1.從法律理念來看，符合居中裁判要求

從表明來看，以上兩種不同觀點可認為屬于對刑事法的解釋之爭。但任何解釋事實上都涉及價值判斷，故其在本質上反映的是不同價值思想與司法理念間的博弈。就“整體適用”的觀點而言，其核心在于不能給犯罪分子兩次好處，但緣何就不能給犯罪分子兩次好處呢?究其原因還在于裁判者先入為主地將自己定位為與犯罪分子對立的角色，站在國家立場與犯罪分子斤斤計較，而忽視了其應綜合各種對犯罪分子有利與不利情形，不偏不倚居中裁判的角色。事實上，居中裁判不僅是現代司法的一項基本原則，也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只有法官選擇中立的價值立場，才能實現法諺所云“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也是犯罪人的大憲章”之局面。

2.從邏輯構造來看，符合法律基本原理

根據刑法的規定，應當采用“從舊兼從輕”原則，適用整體上對犯罪人有利的新刑法。但刑事訴訟法又明文規定了“上訴不加刑”原則，在法理上，其理當理解成不得加重主刑，也不得加重附加刑。由此，實體法所規定的“從舊兼從輕”原則與程序法所規定的“上訴不加刑”原則同時適用，其必然結論就是適用新刑法的主刑，而不同時適用附加刑。筆者這一解釋的法理邏輯就在于，其一，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同屬基本法，二者無效力位階之分，并不天然的存在包容與排斥關系，具備根據法律原理進行適用的基礎。其二，離開刑事訴訟法的配套適用，刑法根本無法運行。由此，二者雖并無效力位階之分，但事實上實體法仍要受程序法的制約。如若硬性“整體適用”新刑法，其必然結果便是違反“上訴不加刑”的訴訟法原則，致使裁判結果因違反程序而歸于無效。

3.從法律效果來看，不會造成不利后果

不管采用何種解釋方法，站在何種解釋立場，法律適用的一項基本要求便在于必須防范不良法律后果，不能人為制造法律漏洞。其實即使給以犯罪分子兩次好處并不至于產生不良影響。首先由于是根據法律規則做出的裁判，在一定人群范圍內具有普遍意義，其不至于在社會上造成不公正效應。其次，雖然從客觀上來看，貌似是犯罪分子少繳納了罰金，致使國庫收入減少。然國家并非盈利性機構，其運行不在于獲利，且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少收點罰金款對國家而言算不上損失。犯罪分子所獲之利充其量是規則范圍內的偶然“機遇”，不具經常性。最后，國家給以犯罪人恩惠，相反可能有利于減少犯罪人的反抗心理，更能實現對犯罪人的改造。

《刑法修正案(九)》中關于罰金刑的規定，為司法實務指明了一定的方向，但也豐富了法律工作者對該條文的理解。為了盡可能做到公平、公正，我們有必要對條文進行統一的理解與適用。 刑法修正案九關于罰金刑是如何規定、如何適用的，小編已經為您做了如上論述，更多相關問題請咨詢律霸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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