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院指定法律援助律師進行辯護的對象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該規定取消了人民法院直接指定律師辯護的規定，改為由司法機關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提供法律援助。

主要變動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將主體從“被告人”增加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二是因經濟困難等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由“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修改為“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

三是將“未成年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情形移至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七條關于未成年人的審理程序;

四是將“可能判處死刑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修改為“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即增加了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作為指定辯護的情形;

五是變更了指定方式，即從“指定承擔辯護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改為“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

二、申請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進行辯護的程序

(1)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收到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請后，應當在24小時內將其申請轉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并通知申請人的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或者其委托的其他人員協助提供相關材料。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地址不詳無法通知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在轉交申請時一并告知法律援助機構。

(2)法律援助機構收到申請后，應當依照有關規定及時審查并作出決定。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決定提供法律援助，并于決定之日起3日內指派律師并函告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對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作出不予援助的決定，并于決定之日起3日內書面告知申請人理由，并函告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

(3)人民法院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辯護律師的，應當將指定辯護通知書和起訴書副本或者判決書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辦理。人民法院決定開庭審理的，應當開庭10日前將指定辯護通知書和起訴書副本或者判決書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

三、對社會而言對法律援助的意義

第一，法律援助是社會走向文明，法制的標志。法律援助是國家對某些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減免的費用，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首先在西方社會出現的，這是從法制的相對完備和律師制度的存在發展為前提的。客觀的說，西方國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是對封建地主階級享有法律服務特權的否定，是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的體現，無疑具有社會的進步意義。是否應有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是現在國際社會，應該最大限度的賦予并保障實現公民的權利。法律援助在我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個體的行為到規范化的具有國家強制力的法律制度，與社會文明進步緊密相連，與依法治國的脈搏息息相通。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使得公民不論條件的好壞，社會地位高低，都能平等的獲得法律服務，平等的進入訴訟程序,實現法律賦予的權利,體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精神，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彰顯了社會主義法制對人權的保障和維護。

第二，是現實社會公平正義的內在要求。公平正義是人類文明的奮斗目標，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實現社會公平爭議，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和基本條件。法律援助作為現實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途徑，一方面通過向那些處于經濟困難境地的公民提供法律幫助，以制度化的形式對法律資源進行在分配，保障處于劣勢的弱勢群體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提高法律之公正性;另一方面通過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有效辯護，實現控、辨雙方勢力的平衡，使審判程序正當化，以程序公正保障實體公正，以政府救濟促進司法公正，進而維護相對正義的價值體系，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第三，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持社會安定有序的客觀需要。總書記指出：“社會穩定，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和重要保證。沒有社會穩定，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維護社會穩定，需要通過合法合理的渠道，妥善解決各種矛盾和糾紛。當前，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熱門問題不斷增多，特別是農民工權益維護，下崗失業工人權益維護，勞動糾紛，土地承包糾紛，房屋拆遷糾紛等群體性矛盾大幅增加，以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法律手段是最重要，最理性，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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