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政策是由黨和國家制定的對死刑的設置與適用具有普通指導意義的行動準則，是我國刑事政策的重要內容。我國現行死刑政策可概括為“少殺、慎殺，可殺可不殺的堅決不殺”，它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在死刑設置與適用方面的重要體現。]廢除或者嚴格限制死刑已成為世界性的潮流。司法實踐已充分說明，重刑包括死刑并未遏止持續上升的犯罪率，死刑的威懾力非常有限。盡管目前在我國尚不能奢談全面廢止死刑，但“少殺、慎殺，可殺可不殺的堅決不殺”的現行死刑政策應當得到切實的貫徹執行。遵循這一死刑政策，對設置死刑顯然過于嚴苛或者由此導致價值失衡的犯罪，應當從立法上及時廢止其死刑。由我國死刑政策的內涵所決定，逐步取消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應盡早而且已經提上議事日程。

(一)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概念及內容

所謂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是指犯罪人不以暴力為手段，而是以諸如偷盜、貪污、詐騙及其他非暴力違法手段侵犯財產或者社會經濟秩序的犯罪。所謂經濟性犯罪，是指犯罪以公私財產或社會經濟秩序為犯罪對象或者以對其的侵害為犯罪目的而為的犯罪。界定非暴力犯罪，應當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1)其犯罪基本構成要件中不包含暴力內容，即其犯罪實行行為不能以暴力方法實施;

(2)不以他人人身為犯罪對象，即對人身安全不能形成直接的損害或者危險。對“暴力”應采廣義的理解，即指直接或者借助自然、物理之力對他人人身的自由權、健康權、生命權施加強力打擊或者強制的行為。

在我國現行刑法中，最高刑為死刑的經濟性非暴力犯罪共24種。具體而言包括以下犯罪：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16種、侵犯財產罪1種、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5種、貪污賄賂罪2種。

(二)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的立法進程

我國刑法對于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立法的演變，經歷了一個對經濟性非暴力犯罪較少規定死刑到其死刑立法急劇增多，再到有限削減其死刑立法并基本穩定的過程。

在1979年刑法中，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立法規定較少，只有貪污罪等少數幾種犯罪。自198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之后，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的立法急劇增加。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通過直接取消罪名、分解罪名、提高死刑適用條件等方式，對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的立法進行了有限的削減。1997年刑法修訂之后的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的立法處于基本穩定的狀態，僅有一種犯罪(走私廢物罪)被《刑法修正案》(四)取消了死刑規定。到2011年，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刑法修正案》(八)又取消了13種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規定。至此，我國刑法中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最高刑為死刑的罪名只剩11種。

(三)經濟性非暴力犯罪不宜適用死刑的原因分析

一、經濟性非暴力犯罪適用死刑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我國現行刑法典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即刑罰一方面要與罪行相適應，另一方面要與刑事責任相適應。也就是說，刑罰既要與犯罪本身的社會危害性相適應，另一方面要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相適應。前一相適應是報應刑的要求，后一相適應是目的刑的要求，這就是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在刑法中的具體體現。這一原則要求刑罰的配置必須符合正當性，即要求刑法所剝奪的犯罪人的權益與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權益大致相當。因此，死刑只有適用于所侵犯的權益與死刑所剝奪的權益相似的犯罪才具有合理性與正當性。而經濟性非暴力犯罪適用死刑顯然不具備這一點，其違背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二、經濟性非暴力犯罪適用死刑違背功利主義

功利主義認為對罪犯適用刑罰的著眼點不應是罪犯過去的行為，而應是預防未來犯罪的需要。例如**利亞主張，保護既存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是對罪犯適用刑罰的正當根據，國家預防既存公共利益免遭未來犯罪侵害所需要的量，就是適用刑罰的合理限度。這就是說在刑罰上堅持盡可能以“最低的代價”來預防犯罪。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犯罪意圖是獲取財產。因此，由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特征所決定，對之適用死刑難以實現刑罰的功利目標。

三、從經濟方面分析經濟性非暴力犯罪適用死刑的不足

一個國家的死刑成本必須大于或等于這個國家從死刑中所獲得的收入，這時才能體現這個國家對人的生命的尊重;當一個國家死刑成本的投入小于這個國家從死刑中獲得的收益時，意味著這個國家對民眾賦予國家的刑罰權的濫用。例如在美國，判處一個死刑罪犯政府平均要花費500萬美元。從開始起訴到最后判決，平均是10年。在我國，這種投入是遠遠不夠的。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們對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適用的不足。

四、經濟性非暴力犯罪適用死刑有悖人道主義

何謂刑罰的人道主義?刑罰人道主義與寬容、柔和、人性等德行詞匯相聯系，與野蠻、殘酷、恐怖、折磨等形象相對立。刑罰人道主義表現出國家在規定和運用刑罰時對犯罪以及對犯罪實施者的一種寬容態度。人道是一種道德觀，其基本涵義是愛護人的生命，關懷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權利。尊重人作為人所應有的基本權利，把人當人，這既是人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實現人權的保障。因此，刑罰不能不把犯罪人當人，不能剝奪或者變相剝奪犯罪人的基本權利，否則就是不人道的。既然生命是人的最基本的權利，死刑是以剝奪人的生命為內容的，因此，死刑必然是不人道的。死刑是不人道的刑罰方法，具體到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犯罪人只是侵害了經濟秩序、侵害了財產所有權，但為此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種不人道性體現的更加明顯。

(四)取消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的依據及價值論基礎

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問題與我國在改革開放中所面對的所有問題一樣，都屬于在發展過程中必須加以解決的問題。

一是因為這是世界性的潮流要求，對死刑的判處不能無所顧忌，要有所選擇。先進的司法制度也是我國急需借鑒的對象。

二是因為這是犯罪本身的特殊性要求。人的生命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用一組簡單的經濟指標與一個人的生命劃等號，只能導致錯誤的結果。因為，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對經濟性非暴力犯罪對社會危害程度的看法是不同的。

作為一個哲學命題，所謂價值，就是在人的實踐——認識活動中建立起來的，以主體尺度為尺度的一種客觀的主客體關系，是客體的存在、性質及其運動是否與主體本性、目的和需要相一致、相適合、相接近的關系。按照西方法學家較為流行的觀點，秩序、公平和個人自由是法律的三大價值。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實現這三大價值的手段。因此這里只需證明經濟性非暴力犯罪中設置死刑無助于秩序、公平與個人自由之實現即可。

(五)我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處罰機制的完善

取消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是大勢所趨，而我國現行刑法仍規定了大量的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可謂一大缺陷。但由于我國現在的社情民意所限，立即全面取消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仍不具有現實可行性，為此應逐步推進。在此提出幾點措施，以求完善我國的相關制度。

一、完善處罰機制的原則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其含義可以界定為：執政黨及政府制定的，由嚴厲刑事政策和寬松刑事政策構成，對刑事立法及其適用具有長期、普遍指導意義的原則、方法及政策體系。它的內容應包括對犯罪人根據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的大小區別對待，該寬則寬，該嚴則嚴;寬中有嚴，嚴中有寬;寬嚴適度，不偏不倚;寬嚴適時，有張有弛;多數從寬，少數從嚴。根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內容，我們可以推導出對經濟性非暴力犯罪刑罰制度的要求。“該寬則寬，該嚴該嚴”，要求罪責刑相適應，根據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設置刑罰;“寬中有嚴，嚴中有寬”，要求在罪責刑相適應的基礎上考慮刑罰個別化，針對罪犯的人身危險性作出合理回應;“寬嚴適度,不偏不倚”，要求刑罰設置時輕重比例要合理，輕重相互銜接，避免出現斷檔;“寬嚴適時,有張有弛”，要求刑罰設置符合社會政治經濟形勢及犯罪發展態勢，服從、服務于現階段建設和諧社會和法治國家這一大局;“多數從寬,少數從嚴”，要求刑罰設置體現人道主義和人文關懷，整體上趨向寬緩。

二、完善處罰機制的方法

(1)借鑒經驗，采取措施，預防經濟性非暴力犯罪

可以適當借鑒美國先進的經濟犯罪預防體系，建立統一的犯罪報告制度，完善金融防范體系，重視情報的收集工作，加強與有關部門的協作配合。建立有效防范、打擊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預警機制和綜合防控機制。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了經濟犯罪的嚴重情況與基本國情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通過完善各種社會管理機制、監督機制，堵塞漏洞、清除腐敗，可以有效的治理和防范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發生。

(2)加強和改進立法，減少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

從必要性上看，對特定的經濟性非暴力犯罪規定死刑是否有必要，對特定的經濟性非暴力犯罪已經規定的死刑予以廢止是否必要，主要看對特定的經濟性非暴力犯罪設置死刑是否“過量”。從價值衡量上看，以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和社會保護機能相平衡為基點，對特定經濟犯罪人的人格進行法律評價，充分考慮犯罪人的價值。

基于以上兩點，在立法上，對經濟性非暴力犯罪取消死刑可分為以下情形逐步進行：

1.對不危及人身和國家政權的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應當首先從立法上及時取消其死刑。1979年刑法典中對這些犯罪原本就沒有規定死刑。因為這些犯罪不危及人身安全和國家基本政治穩定，取消其死刑較容易為社會公眾接受而不至于引起較大的負面社會影響。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對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的取消也印證了這一點。

2.貪污罪、受賄罪的死刑規定，如上所述，從特殊預防的角度分析，其必要性也值得檢討，對這些罪犯只要剝奪其犯罪能力便可防止其再犯的可能;但考慮我國有“從嚴治吏”的傳統，而且在目前腐敗現象還比較嚴重的情況下，短時期內立即廢止其死刑，會與國家基本的政治形勢和刑事政策不相吻合，因而廢止貪污罪、受賄罪的死刑規定應當保持相當的理性和科學合理的方法與步驟。目前，可不廢除其死刑，轉以考慮在立法和司法上提高其死刑適用的條件，等時機成熟再逐步過渡到取消其死刑。

3.生產、銷售假藥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走私武器、彈藥罪，走私核材料罪這些經濟犯罪，犯罪人主觀上是為了追求不法利益而客觀上間接造成了對人身的侵害或對公共安全的危險，其主觀惡性還未達到和故意侵犯生命或危及公共安全犯罪相當的程度。但從罪質上來看，這些犯罪屬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和侵犯公民生命健康犯罪、間接危害公共安全甚至國家政權穩定犯罪之交叉競合的情形，對這些犯罪可不予取消其死刑。

(3)嚴格貫徹國家的刑事政策，防止濫用死刑

死刑政策制定的好壞關系到犯罪形勢起伏和社會治安的現狀，進而影響到國家的穩定和人民生命、生產秩序的安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黨確定了我國“不廢除死刑，但要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我國是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廣大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維護和鞏固人民的利益是我國刑法的主要任務和根本宗旨。死刑是我國現階段鞏固政權，保護人權，維護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我國現不具備廢除死刑的物質條件和思想條件。但同時又要對死刑的適用加以嚴格的限制，將死刑的適用嚴格的限制在法律規定范圍之內，嚴格貫徹“少殺，慎殺”死刑政策。因此，司法者應從具體經濟案件的事實出發，客觀而全面的對經濟犯罪人進行評價，既要考慮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公共利益的一面，又要把握經濟犯罪人的法定權利，嚴格的把握死刑的適用條件。從嚴把死刑關口、嚴控死刑適用上，防止濫用死刑和錯殺無辜的現象。

結語

我國全面廢止死刑之路漫漫而久遠，經濟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的廢止也決不可能一蹴而就，應該在充分考量我國的社會文明程度、法治發展狀況乃至人權發展水平等現實綜合國情的基礎上，有步驟、分階段地取消經濟性非暴力犯罪及其他犯罪的死刑，而不能脫離我國歷史傳統、社會心理及民眾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