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聚眾斗毆罪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受本案被告李某的法定代理人易建明的委托,并受四川XX律師事務所的指派,本人作為上訴人李某的辯護人參加本案上訴審理期間的辯護人,由于在一審期間,本人作為被告李某的指定辯護人已經參加了本案的前期審理工作,故對本案的案情和基本事實已有較為深刻的了解,?現依據相關事實及法律發表如下辯護意見,希合議庭重視并采納:

一、一審法院對本案的罪名定性不準，不宜定為“聚眾斗毆罪”，而宜定性為“普通的相互斗毆或者結伙械斗”。

1、因為從聚眾斗毆的本質特征來看，被告李某是不具備的。根據刑法理論的相關解釋，聚眾斗毆罪所侵犯的主要不是特定的個人或者特定的公私財物，而是用聚眾斗毆行為向整個社會挑戰，從而形成對整個社會秩序的嚴重威脅。因此，公然藐視法紀和社會公德，破壞公共秩序，才是聚眾斗毆罪的本質特征。而被告李某在參加被指控的“聚眾斗毆”時僅是一個16歲的少年，是一個剛剛脫離父母監護的從外地而來綿的一個在飯店當小工的打工者，無論是從主觀上，還是從客觀上，都根本不具有所謂的“公然藐視國家的法紀和社會公德，企圖通過實施聚眾斗毆活動來尋求刺激或者追求某種卑鄙欲念的滿足”這種公然藐視社會公德和國家法紀的心理狀態。

2、從未成年人保護和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角度而言，一審法院將本案上升為“聚眾斗毆罪”，是有悖于《未成年人犯罪保護法》及重教育重挽救的審判原則的。因為對未成年人過重的處罰，并不能達到教育改造的目的，相反會使這些未成年人對國家法律形成一種誤解和仇視，形成破罐子破摔的爛泥心理。

3、從國家對“聚眾斗毆罪”立法目的來看，該罪名主要是為了打擊那些類似黑社會組織為了報復他人，稱霸一方或者爭奪勢力范圍等公然藐視社會公德和國家法紀的嚴重的犯罪行為。而對本案而言，如果上升到這個高度就有點曲解立法的本意了。

二、被告李某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相當輕微，相反斗毆的對方組織者張某卻應對這一斗毆行為和后果負完全責任。

在一審的庭審調查中已查明，李某雖然當天因為受到張某的無理斥責，而又當作龍某的面，怕失去面子，故死充硬漢，硬著頭皮應允了張某的到某河堤解決問題的提議。但他畢竟是個未成年人，根本沒有財力物力和實力通過以武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因而就在當晚被告李某就從主觀上把這件事放棄了，在一審的庭審中也查明，當晚李某正拿著酒杯等餐具準備上班,在過道上碰到張某,于是膽怯地對張某說“今天晚上可不可以不去(某河堤)”，哪知張某一口回絕，說那不得行，我人都約好了，不去后果自負。從這一細節其實可以看出，李某在此事中其實是相當被動的。而且這一點也可以從其到達現場的表現看出來，到達現場后，也是人高馬大的張某一方掌控著現場的局面，相比較而言，李某一方在現場是勢弱的，是膽怯的，是被動的。而李某當時也是一直在旁邊觀看的，因為斗毆過程也就短短2分鐘就因為另一被告向東實然抽出刀子砍傷了人就此結束。因而李某在整個斗毆事件中完全是被動的被迫的，而不像一審法院認定的那樣將李某列為策劃者和組織者。如果是這樣那為什么又不起訴另一嫌疑人張某呢，這不是明顯有失法律公平公正的理念嗎。

三、一審中認定被告李某“持械斗毆”證據嚴重不足。

在一審中，本辯護人已經提出本案中持械的責任應由被告向東個人負責，而不應株連到被告李某。理由有二：其一，被告李某從始至終根本沒有帶過任何器械，包括一根木棒都沒有帶過，這在一審中是調查核實而得到證實的;其二，被告向東持刀這一行為既沒有與李某商量共謀，也沒有被李某知曉或默許，只是在到達現場在向東抽出來砍傷了人后，李某才知道了向東持械這一事實。

而一審法院不重事實和證據，將被告向東持械傷人的責任也判由李某承擔，這明顯有悖“罪刑相適應”和“罪責自負”的法制原則。而在量刑上，持械與否是有明顯的差異，這就導致了刑罰明顯偏重的法律后果。

故希二審合議庭充分考慮這一事實，依法作出改判。

四、被告李某是未成年人，原判2年的實刑明顯偏重，更不利于被告的教育和改造。

根據刑法第十七條之三款的規定，未成年人犯罪應從輕或減輕判處，而根據本案中被告李某的作用、性質及情節來看，也應屬情節顯著輕微，判處2年的刑罰應屬偏重。

綜上所述，鑒于從立法精神來講，被告李某的行為尚不宜定性為“聚眾斗毆罪”，從被告李某在本案的情節來看也屬顯著輕微，整個斗毆事件他是處于被動的被迫的地位，加之一審中認定李某持械缺乏主要證據。而根據李某系未成年人的具體情況，故希二審法院依法改判，判決被告李某的行為顯著輕微不構成犯罪。

我的辯護意見發表完畢，希合議庭采納!

以上知識就是小編對相關法律問題進行的解答，聚眾斗毆罪只追究組織者、領導者或者積極參加者的刑事責任，律師進行辯護時，要從辯被告是否屬于組織者或者積極參加者入手。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幫助，讀者可以到律霸網進行咨詢，律霸網有專業的律師為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