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規定了刑事訴訟法的證明標準的內容，刑事依據是一切案件的唯一標準，刑法主要從客觀的評析、法律評析、刑事證明標準的重構三個方面說明了刑事訴訟的內容。接下來本文將對其進行詳細的說明。

證據制度是整個訴訟制度的核心,刑事證據是認識案件事實的唯一手段,這種認識應達到何種程度則是我們研究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時所應予解決的問題。所謂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控辯雙方運用證據證明待證事實應達到何種程度。

證據制度是整個訴訟制度的核心,刑事證據是認識案件事實的唯一手段,這種認識應達到何種程度則是我們研究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時所應予解決的問題。所謂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控辯雙方運用證據證明待證事實應達到何種程度,才能解決行為人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問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2條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立法上對刑事訴訟應達到的程度所作的概括性規定,此一規定雖然從立法上對證明標準給予了規范化,但學術界和實務界對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認識卻極不一致,主要存在“客觀真實說”、“法律真實說”、“兩個基本說”之爭,其中又以“客觀真實說”和“法律真實說”的爭論據主導地位。對這場爭論,筆者認為應該跳出固有思維定式,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認真研究刑訴證明標準。因此,不妄自菲薄,以淺陋之識擬在對客觀真實說與法律真實說試作評析的基礎上,構建一種更為明確、具體、更具可操作性,并與當前人民法院“司法公正與效率”主題相適應的訴訟證明標準,求教方家。

一、客觀真實說的評析

我國刑事訴訟的目的是保證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可見,我國刑事訴訟的首要任務是打擊犯罪、懲罰犯罪分子,保障人權。因此傳統證據法學理論認為我國刑事證明的任務是要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并且在這種刑事訴訟思想的指導下,主張以客觀真實作為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客觀真實說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為基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世界是可知的,人的認識能力是無窮的,客觀世界的任何客觀實在人類都是可以認識的。案件事實都是已經發生的并不再重現的客觀事件,但這一客觀事件總是由多個特定的客觀物質組成,這些客觀物質即證據材料都是客觀存在著的,因此辦案人員即可以自己的認識能力,收集和運用掌握的證據材料,進行邏輯思維,將已發生的過去的案件事實再現在人們眼前,從而揭露、證實犯罪。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否則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

客觀真實說一直以來在我國法學界占據著主導地位,并影響著廣大法律實務者,但由于該學說的先天缺陷,近年來,尤其是隨著證據法學研究的全面拓展,越來越受到學者的反對。筆者認為客觀真實說在我國傳統證據法學理論中占主導地位,是由于長期以來我們一直過分注重實體真實所致。導致這一學說受到挑戰的主要原因乃是訴訟模式的改變及程序獨立價值的日彰所致。

1996 年我國刑訴法修改以后,訴訟模式由職權主義訴訟模式轉換為兼具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特征的符合我國法治國情的混合型訴訟模式。在這一訴訟結構之下,職權主義被弱化而當事人在訴訟中的地位卻倍獲尊重。人權保障功能成為我國刑事訴訟首選的價值目標,非法證據被排除在訴訟程序之外,毒樹之果理論影響至深。由此一味追求案件事實真相的“客觀真實說”不斷受到挑戰,雖然傳統的客觀真實說已發生了一些轉變,認為“在具體案件中,除了承認絕對真實以外,也承認有相對真實的成份。”但筆者認為,這種變化并不能克服客觀真實說的不足,在理論上依舊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客觀真實說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為指導,但卻對認識論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忽視了認識論的辯證法,曲解了絕對真理與相對其理的辯證關系。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包括三個基本構成要素:一是反映論,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物質的反映,堅持認識的規律應是從主觀到客觀,從而與唯心主義相區別。二是可知論,認為物質世界是客觀存在的,人作為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動物,是能夠認識和把握客觀世界的。三是堅持認識論的辯證法,認為人類的認識活動是一個認識—實踐—再認識的無限發展的過程,對事物的認識只能無限接近客觀真理,但不可能獲得絕對真理性的認識。客觀真實說認為“只要充分發揮辦案人員的主觀能動性,重視調查研究、收集證據,是完全有可能掌握對查明案情具有意義的一切事實。”充分夸大了人的認識能力。

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堅持可知論,認為人類有認識世界的能力,是可以認識客觀存在的現實世界的。但這里所說的“人的思維”并不是指單個人的思維,而是“作為無數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人的個人思維而存在”。也就是說,作為單個的人其思維(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不具有至上性,而且受著諸多客觀環境因素的影響。“人的認識要受到許多限制,不但常常受著科學條件和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著客觀過程中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可見,客觀真實說雖然認識到應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為尋求案件真實的理論指導,但對認識論的理解卻存在不足,過分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忽視了單個主體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

其次,以客觀真實作為刑事訴訟證明標準,實質上是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遺跡。“職權主義審判模式實行裁判中心主義,起訴中實行卷證移送主義;法官在審判期日之前就對被告的犯罪事實及相關的證據已有認識。”訴訟中采納這種審判模式,所追求的即是“實體真實”再現的審判價值觀念,全部訴訟活動都緊緊圍繞探明事實真相,對人犯的發現和處罰成為刑事訴訟活動的價值基礎。我國在1996年刑訴法修改之前,一直沿用移植于前蘇聯的職權主義審判模式,以全面發現客觀真實作為訴訟的首選目標,以打擊犯罪和懲罰犯罪人作為刑事訴訟的首要目的。在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下,刑事訴訟的證明以“客觀真實”為標準則是順理成章。刑訴法修改后,隨著我國訴訟模式的轉變,程序正義和人權保障日益被人們所重視,實體真實的觀念受到沖擊,程序的價值已不容弱視。客觀真實說沒有接受訴訟模式轉變所帶來的偉大變革,仍舊奉行國家、社會利益至上的價值觀念,導致司法實踐中以追求客觀真實為借口,違背正當程序的要求,侵犯人權和其他社會價值目標。筆者以為現在流行的客觀真實說雖然人對傳統證據法理論進行了修正,但依舊帶有濃重的職權主義訴訟價值基礎的痕跡,沒有跳出錯誤認識的窠穴。

再次,客觀真實說與刑訴法規定的“疑罪處理原則”(疑罪從無、疑罪從輕)和“無罪推定原則”存在邏輯上的矛盾。客觀真實說認為刑事訴訟的根本目的是將案件的本來面目再現在人們眼前,以達到揭露犯罪,打擊犯罪分子的訴訟目的。刑訴法規定的“疑罪處理原則”規定的是司法機關在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是此罪抑或彼罪有疑義時,從司法公正與效率和保障人權的角度規定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處理原則,以保障訴訟效率和實現司法的人權保障功能。如果堅持客觀真實說,任何一個案件的事實真相都可以為司法人員所掌握。但現代法治國家,“沒有效率的公正不是公正”已成為人們所深諳的一種觀念。刑事訴訟作為一種社會證明活動,必須在一定時限內終結,否則即是對人權的褻瀆。刑訴法所規定的“無罪推定原則”規定,定罪權專屬于法院,即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有罪,只能由人民法院裁決,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均無權決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按客觀真實說的觀點,公、檢、法機關在懲罰犯罪的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任務都是查明客觀真實。由此可見,人民法院在訴訟中僅僅起到“質檢員”的作用,任務是對公安、檢察機關查明的客觀真實進行“質檢”,蓋上“質檢合格與否的印章”。這必然弱化法院在刑訴中的職能,使訴訟過程形式化,導致程序虛無主義的抬頭。追求客觀真實與刑訴法的“疑罪處理原則”和“無罪推定原則”是相悖的,必須對客觀真實說進行變革, 以適應新的審判模式價值取向的客觀實際。

第四、從刑事訴訟司法資源配置的角度看,一味追求客觀真實,將有限的司法資源耗費在單個的刑事案件中,是不經濟的,不符合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佳狀態的要求, 違背了邊際遞減效應的基本原理。刑事訴訟活動一味追求客觀真實,違背了刑事司法資源的優化配置,主要體現在:一是訴訟活動均必須在一定期限內終結,以保障人權,避免刑事被告人處于長期的刑事措施的恐懼之中。但客觀真實以哲學上的可知論為指導。可知論對客觀真理的掌握都要經歷一個不斷認識、實踐、再認識、再實踐的反復運動過程,最終實現真理性的認識。由此可見,一味地追求客觀真實,首先就違背了刑事訴訟時限性的要求,導致訴訟資源在時間上的浪費。另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我國法院系統現有審判人員18萬人左右,而其中只有極小部分人員從事刑事審判工作。而同期全國各級法院共受理各類刑事案件482164件,審結480374件,平均每人每年要審結19件,大約19.2天即要審結1件案件。要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查明每一案件的客觀真實,是極其困難的,可以說是超出人的能力之外的。可見,如果要一味追求客觀真實,則必須提高隊伍素質和擴大司法隊伍,以補充刑事司法資源的嚴重不足,但這與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筆者認為客觀真實說是與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相適應的訴訟證明標準。由于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先天缺陷,自然導致了客觀真實說在理論上滯后于刑事訴訟證據理論的發展;加之自身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片面理解,導致其理論基礎的軟弱。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客觀真實說就已面臨各種新理論的挑戰和沖擊。隨著混合型訴訟模式的引進,人權觀念的重塑,客觀真實說逐漸在爭論中為另一有力學說法律真實說所取代。

二、法律真實說評析

法律真實說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在批判客觀真實說的論爭中形成的一派學術觀點。以樊崇義教授和陳瑞華教授為代表的法律真實論者認為,刑事訴訟證明的任務和要求就是尋求真實。客觀真實是司法活動所追求的一種理想模式,其實用性、操作性較差,不能真正解決訴訟證明中的問題,因此主張用“法律真實”取代客觀真實。認為“法律真實是指公、檢法機關在刑事訴訟證明過程中,運用證據對案件真實的認定應當符合實體法和程序法的規定,應當達到從法律的角度認為是真實的程度。”并且認為在訴訟證明過程中,“追求法律真實與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崇旨和任務相一致;法律真實簡明扼要、具體明確,可操作性強,易于適用;同時為證據的調查和運用指明了方向,澄清了在運用證據過程中容易混淆的環節和概念。”

法律真實說的提出,糾正了客觀真實說片面理解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錯誤觀點,承認辦案人員認識能力的局限性,認為訴訟證明活動是一個曲折、復雜的認識運動的發展過程;提出了簡明扼要、易于操作的證明標準,認為“在訴訟中再現的只是法律意義上的事實,而非原始狀態的實際事實,后者如果不通過一定的法律形式,就不產生法律上的后果,而前者則是事實因素與法律機理共同結合的產物。”為我國刑事訴訟證據理論的發展完善提供了極為有力的思辨,也為我們研究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提供了新的思維理念。但這一學說在理論上并非盡善盡美,也受到了一些批評。

首先,有學者認為法律真實說在某種程度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認識。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認識說包括反映論、可知論和認識的辯證法三部分。法律真實說認為訴訟證明活動追求法律真實,只須緊緊圍繞實體法事實有無即可,是相對真理、沒有認識到“訴訟中的真實乃是絕對真實與相對真實的辯證統一,……如果在刑事訴訟中普遍適用法律真實……不僅不符合認識論的規律,而且容易導致出現錯案、冤案。”

其次,法律真實說沒有跳出重實體輕程序的窠穴。該說認為“訴訟證明活動只須緊緊圍繞實體法的有無進行就可以了,如果為了解決程序問題,其法律真實實現只須緊緊圍繞程序法事實的有無進行就可以了。”可見,在法律真實論者看來,程序法只不過是保障實體法得以實現的工具而已。在程序法獨立價值日彰的今日法治社會,片面強調實體法價值而忽視程序法價值的理論不管其觀點是多么鮮明,也必然沒有生命力。

第三、法律真實是一個法哲學上的概念,而不是某一部門法所專有的概念,以其作為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不能突出刑事訴訟證明的特性。法律真實(法律事實)與法律行為一樣,同屬于法哲學的范疇。在法哲學上,法律真實(法律事實)指能引起權利義務產生、變更消滅的客觀情況。即是說法條中對權利義務產生、變更、消滅的客觀情況作出立法規定,如果現實生活中出現這種情況,即產生法律規定的后果。法律真實作為法哲學的一個基本概念,對各部門法均具有指導意義,在刑事、民事、行政訴訟領域均存在。雖然法律真實說論者將法律真實的概念作了一個新的界定,但這種界定是根據法哲學對部門法的指導作用所作的符合刑事訴訟法的變化而已,容易與民事訴訟、行政訴訟中法律真實概念相混淆,突顯不出刑事訴訟證明活動的特殊性,即:“一切刑事案件都是過去發生的,辦案人員只能在案發后通過訴訟活動再現案件事實;認識案件事實的手段只能是刑事證據;訴訟證明要受到與司法正直接有關的法律規定和證據規則的制約;訴訟效率的追求影響證明目標的實現。”而且法哲學上的概念用作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易導致部門法與法哲學的界限不清。

筆者認為,法律真實說是在對客觀真實說批判的基礎上形成的一派學術觀點,有其進步性、科學性,但該學說存在缺陷,不適應當前審判方式改革和程序正義理論發展的需要,滯后于人們觀念的更新,必須進行修正或批判。

三、刑事證明標準的重構

前文筆者對我國刑事訴訟法學界關于刑事訴訟證明標兩種不同學術觀點進行了一些評析,人們不禁要問,既然你對“客觀真實說”和“法律真實說”均持否定態度,那么,刑事訴訟證明應達到什么樣的程度才是恰當好處呢?即在文中你要闡明的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是什么呢?

我們認為,刑事訴訟的根本任務是懲罰犯罪,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是此罪抑或彼罪。其次是訴訟程序是否合法,公正和有效率。基于此,筆者認為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應是二元化,而不應僅是“客觀真實”或者“法律真實”的一元化實體標準。二元化的訴訟證明標準應包括:一是實體標準,即應以犯罪構成是否具備作為實體標準,我們稱之為要件說;二是程序標準,即應以司法機關的訴訟證明活動是否嚴格按照程序法的規定進行,也就是說程序是否合法、公正和有效率。犯罪構成是刑事法律規定的,決定某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并為成立犯罪所必須的客觀要件,和主觀要件的總和。行為人的行為具備主客觀要件符合刑事法律規定,并具有社會危害性,則行為構成犯罪,依法應予追究刑事責任;反之,行為不構成犯罪, 應屬公民的自由行為。可見,犯罪構成是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最為直接、明了的界限或標準。刑事訴訟的根本任務就是要解決行為人罪與非罪,此罪抑或彼罪的問題,因此,我們提出以犯罪構成是否具備作為刑事訴訟證明的實體標準是科學的立法界定。以犯罪構成是否具備作為刑事訴訟證明標準,還有以下理由可以作為明證。

首先,犯罪構成要件是立法者在對每一罪名的構成要素進行分析、歸納、總結的基礎之上,對人類行為客觀事實的法律化。即立法者制定法律規范即是對行為危害性充分認識后以法條的形式公布于眾。刑事犯罪構成要件就是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礎上形成的科學認識,是一種客觀真實的法律化。因此,以是否具備犯罪構成作為刑事訴訟證明標準既符合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又與我國 “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原則相一致。

其次,以犯罪構成是否具備作為訴訟證明標準,符合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罪刑法定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的高度概括。這一原則是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在反對封建專制特權過程中確立的基本刑法觀,后來逐漸演化為世界刑法的基本原則。刑事訴訟的任務是“懲罰犯罪,保護人民”,在訴訟活動中,通過控辯雙方的舉證活動,揭示出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符合某一罪名的構成要件,并決定是否科處刑罰。在法治文明日漸發達的今日,任何決定對行為科刑處罰的裁決都不得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只有符合特定罪名構成要件的行為才是刑事訴訟所要揭示的行為。

第三、從司法實踐來看,任何司法活動都是一個三段論式的判斷活動公安機關根據自己查明的事實,進行分析、綜合、判斷事實是否符合某一犯罪構成要件,如果不符合,這些查明的客觀事實并不具有法律意義;如果符合,則將案件材料移送給檢察機關。檢察機關依據查明的案件事實,進行審查判斷,如果實體上不符合某罪的構成要件,程序上不符合起訴條件,則做出不起訴決定或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如果實體上符合某一犯罪的構成要件,程序上不存在違法之處,則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而審判機關更是注重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是否能證明行為人的犯罪事實是否符合某一犯罪的犯罪構成,符合則做出有罪判決,不符合則做出無罪判決。可見,公安司法機關的偵查、起訴、審判活動均是圍繞一個共同的基點即是否具備犯罪構成而展開,司法實踐中的活動表明,只有犯罪構成才是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而且這一標準也為證據的調查和運用指明了方向,具有簡明扼要、操作性強的特點。

第四,從我國立法上看,《刑事訴訟法》第162條規定“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我國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這是一種共識。但由于對該條理解的偏差,引發了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的大爭論。筆者認為“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理解為通過訴訟活動,控辯雙方充分運用訴訟手段,根據法院確認的證據所證實的案件事實符合某一犯罪的構成要件。應著重在“清楚”的程度上必須達到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標準即是否具備某一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而不應糾纏于查清的事實是法律上的真實還是客觀的原本事實。

訴訟的基本功能除了其初始的解決紛爭的功能外,還具有獨立的程序功能。集中體現在程序正義的理論中,包括程序合法、公正而有效率等若干既獨立又相互聯系的價值基因。近年來,我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審判方式改革,96年刑訴法的修改,既將我國的訴訟模式實現了職權主義訴訟模式向兼具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兩種訴訟模式的混合型訴訟模式的轉換,又重塑了程序法的價值觀念,改變了傳統訴訟法理論認為程序法只具有工具性價值,轉而認為程序法除工具性價值之外,還應具有自身獨立的價值即人權保障的觀念。96年刑訴法修改前后價值觀念的轉變,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與人權運動在世界范圍內的興盛密切相關的,人權保障成為各國訴訟活動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價值觀念。因此,我們在訴訟活動中,不僅在實體上要以犯罪構成是否具備作為證明標準,在程序上也應以合法、公正和有效率為證明標準,即在訴訟中,必須按步就班,法庭審查判斷的證據必須是合法的,保證非法證據不進入審判程序,審判人員自覺遵守審判紀律,公正地對待被告人,并且在審限內迅速對案件做出處理,實現公正與效率并舉。

我們在訴訟活動中,應該堅持實體標準與程序標準并舉,不偏不倚,既要防止“烏托邦式”的客觀真實說的“左”,又要防止貌似簡明易操作的法律真實說的錯誤干擾,真正實現刑事法治。

綜上所述，本文從客觀真實說的評析、法律真實說評析、刑事證明標準的重構三個角度說明了刑事訴訟法的證明標準的內容，只有將三者結合一起綜合考量，才能夠得到恰好成都的訴訟證明，如果對此仍然不是很清楚可以咨詢法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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