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銷商騙取家電下鄉補貼行為如何定性

【案情】

2009年7月，經營家電門市部的周某取得經營下鄉家電的資格。同年9月，家電下鄉補貼方式由國家對農戶實行補貼，改為由經銷網點代墊資金直接補貼給農戶，并由家電銷售網點負責對農戶的基本信息進行初審、錄入，然后由財政局審核后給經銷戶兌付。周某與縣財政局簽訂了《家電下鄉補貼審核兌付委托協議書》。2009年12月份以來，周某為了多得到補貼，多次采取冒用、借用農戶身份資料、虛構購買家電下鄉產品資料等方式來騙取家電下鄉補貼款；至2011年8月份，周某共騙取國家家電下鄉補貼資金2萬余元。案發后，周某所得贓款全部被追繳。

【分歧】

對于周某騙補行為如何定性，辦案人員存在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周某受縣財政局委托，負責審核農戶購買資料，辦理補貼兌付手續，然后與縣財政統一結算，屬于“受國家機關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應當以貪污罪追究刑事責任；?第二種意見認為，周某不是國家工作人員，也不屬于“按國家工作人員論”的情形，不符合貪污罪的主體資格，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

【評析】

針對這種案件情況，小編認為，應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分析定性。

首先，應分析縣財政局與周某簽訂的《家電下鄉補貼審核兌付委托協議書》的法律效力。該協議書約定：縣財政局全權委托周某負責審核農戶的身份證、戶口簿及購買資料，并在農戶購買家電下鄉產品時把補貼資金墊付給符合購買條件的農戶。對符合購買條件的農戶，周某將銷售補貼資料輸入家電下鄉補貼系統，然后將銷售資料交由經銷商所在地的財政所進行審核，審核合格后，統一由縣財政將補貼款打入經銷商指定的帳戶。由此可見，《協議書》是雙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簽訂的，沒有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具有法律效力。

其次，應分析縣財政局委托行為的法律特征。參照民法委托行為的法律特征：①代理人在代理權限內實施代理行為；②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義實施代理行為；③代理人以自己的意志與第三人發生有法律意義的行為；④代理行為的效果直接歸屬于被代理人。就本案來講，經銷商并沒有以縣財政局的名義實施上述行為，其審查兌付所產生的效果也不直接歸屬于縣財政局，經銷商只是在辦理家電下鄉補貼程序中的一種前置性初審，這是歸于特定業務上的特定要求，補貼的審核最終還是由財政所來最終完成的，這種初審不具有決定意義與法律上的委托意義。

再次，該委托行為是否屬于“行政委托”?在我國的行政法律體系中，沒有關于行政委托的具體規定，只是在部分法律中有提到。比如《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第五款規定：由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委托的行政機關是被告；《行政處罰法》第十八、十九條也對行政委托作出規定，尤其指出受托的組織必須是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務的事業組織。很顯然，本案中的周某不符合受托的條件，不是受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周某的騙補行為應當結合案件的實際情況來進行區分分析，不能一概而論。若周某單獨或伙同其他經銷商采用虛構購買家電下鄉產品資料等方式，竊取、侵吞、套取國家家電下鄉補貼款，不符合貪污罪的法律特征，而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若周某與財政、商務部門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相互勾結，利用職務之便，竊取、侵吞、套取國家家電下鄉補貼款，則應該按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款的規定，以貪污共犯論處。若周某單獨或伙同其他經銷商實施騙補行為，而財政、商務部門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過錯疏于審核，導致國家家電下鄉補貼款補騙取而構成犯罪的，則應當分別以詐騙罪、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或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責任。

以上知識就是小編對“經銷商騙取家電下鄉補貼行為怎樣定性”問題進行的解答，經銷商騙取家電下鄉補貼怎樣進行定性，依據實際案情而定，而本案例的定性結果是按詐騙罪處罰。讀者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幫助，歡迎到律霸網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