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財犯罪中，除了直接暴力外，行為人經常使用脅迫手段來占有他人財物，敲詐勒索罪即為典型。所謂脅迫，一般是指以對人身立即實施或者將要實施暴力，以及用其他損害行為相威脅，逼迫或恐嚇被害人立即或限期滿足其不法要求的行為，例如，以立刻實施暴力相威脅而進行的搶劫行為、強奸行為，或者以將要實施暴力或者其他損害行為相威脅而進行的敲詐勒索，均屬于脅迫。敲詐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被害人使用威脅或者要脅的方法，強索公私財物的行為。”“本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對被害人實施威脅手段，造成財物所有者、保管者精神上的恐懼，被迫交出財物的行為。”

那么，敲詐勒索罪中的“脅迫”能否包括暴力因素?我國刑法上沒有明文規定敲詐勒索的手段，其它各國刑法規定也不完全相同。德國刑法規定，“違法地使用暴力”是與“威脅恐嚇”相并列的本罪的行為表現之一;意大利刑法規定，“以暴力或威脅手段強迫某人做或不做某事”，是敲詐勒索行為的表現形式;俄羅斯刑法規定，敲詐勒索的行為只能是威脅，但其中包括以使用暴力相威脅。“實際使用了暴力的性質或者按第163條第2款第2項，或者按第163條第3款第3項定罪。”日本刑法對恐嚇行為的手段未作具體規定，判例和通說認為，恐嚇除了脅迫之外，也包括沒有達到抑制他人反抗程度的暴力。在以取得財物為目的而使用暴力的場合，區分本罪與搶劫罪的關鍵是看暴力的程度，如果暴力沒有達到抑制他人反抗的程度，就構成本罪;反過來，則構成搶劫罪。從以上各國規定來看，大多數國家都主張敲詐勒索罪的脅迫行為包括暴力行為，俄羅斯雖然將暴力行為排除在脅迫行為之外，但并沒有將其排除在敲詐勒索行為之外。

學界通說認為“敲詐勒索僅限于威脅，不當場實施暴力”。也就是說，敲詐勒索罪的手段不包括暴力，如果行為人使用暴力手段實施勒索錢財，則應成立搶劫罪。該觀點進一步指出，在判斷暴力奪取財物的行為是否屬于搶劫罪的問題上一般都主張暴力搶劫不要求達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只要行為人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上對被害人實施了暴力行為，并當場奪取財物就構成搶劫罪;但也有人主張，敲詐勒索罪的手段包括暴力，在此前提下，以暴力手段勒索錢財構成搶劫罪還是敲詐勒索罪的區分標準又分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搶劫罪必須達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因此區分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的標準是是否達到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如果達到了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當場取得財物的，則構成搶劫罪，否則就是敲詐勒索罪。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敲詐勒索罪的脅迫手段和搶劫罪一樣包括暴力，但搶劫罪中的暴力程度不是以達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為標準，而是以是否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或健康為標準。因此，區分以暴力手段當場強取財物的行為是構成搶劫罪還是敲詐勒索罪的標準是是否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或健康，如果危及被害人的生命或健康，就是搶劫罪，否則就是敲詐勒索罪。本文同意前一種觀點，即以是否達到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作為區分搶劫罪和敲詐勒索罪的標準。但是，不能把抑制反抗的標準定得過于苛刻，認為只有被害人處于完全不能反抗的狀態下，才算達到了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這樣不僅易于寬縱罪犯，導致重罪輕刑，而且在司法實踐也難以把握。

本案中，張某、宋某等人實施暴力行為，以逼迫被害人交出10萬元錢。勒索未果情況下，張某、宋某等人當場強行搜走被害人的財物。綜合全案來看，張某、宋某等人行為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第一，張某、宋某等人對被害人所實施的暴力，其程度完全達到抑制對方反抗的程度，這點可從行為手段等客觀要件方面體現出來。張某、宋某是持刀持槍將龔某強行押上車，并將其帶至一荒山上。刀槍是暴力工具，具有殺傷力。且龔某是被強行押上車的，在遠離公共場所的荒山上，面對多人的圍攻，龔某當然不敢反抗，也無法反抗;雖然客觀上對被害人實施了勒索行為，但其暴力程度足以排除被害人的反抗，不符合敲詐勒索罪的本質特征。第二，在龔某拒絕對方的要求后，由張某持槍守住龔某，宋某等人則在車內搜走現金600余元和幾張銀行卡，這是典型的搶劫行為。且筆者認為，僅張某、宋某等人搶劫現金600余元和幾張銀行卡的行為，才能作為搶劫罪犯罪結果的評價對象，即張某、宋某等人所實施的搶劫罪數額只能以600余元和幾張銀行卡來計算。第三，張某、宋某等人將被害人挾持到一荒山上，向其要錢未果，就強行劫走車上財物，之后放了龔某。在此期間，其實施暴力、脅迫的行為處于持續狀態中，直至非法占有取得龔某財物。其行為符合搶劫罪以暴力手段當場劫取他人財物的特征。所以二人的行為更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