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關于醉駕是否入刑的問題

喜憂參半：治理酒駕局面復雜

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的統計，醉駕入刑一年來，查處的酒駕、醉駕數量大幅下降，全國平均降幅超過四成。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較上年同期更是下降了50%、70%以上，刑法修正案(八)的震懾和教育效果明顯。

酒駕導致的交通事故也隨之下降。據統計，2011年5月1日至12月31日，全國因酒駕造成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下降22.3%;今年以來截至4月20日，該指標下降了28%。

“醉駕入刑一年來，‘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的觀念已逐漸深入人心。”全國政協委員、蘇州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坤說，“這是一個艱難而巨大的轉變，是國家和社會文明的進步。”

然而，根深蒂固的酒文化，決定了治理酒駕、醉駕不會因為刑法修正案(八)的實施而一勞永逸。不久前披露的一份研究報告，就揭示了問題的復雜性。

這項名為“改善中國酒駕與超速駕駛的法律”的研究，由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余*云領銜完成，世界衛生組織等機構提供了幫助。

研究報告說，醉駕入刑一年來，酒駕司機逃避酒精測試的現象更加頻發。被查獲后，有的緊閉門窗，躲在車內長達幾個小時;有的停車后立即狂飲一瓶礦泉水;還有的聲稱患有傳染病試圖嚇退交警。找人頂包的現象也屢見不鮮，車內有其他乘坐人的，酒駕司機會當場換人頂包;沒有他人的，則會尋找各種理由推諉，等待來人為其頂包。

更讓人擔憂的是，為了逃避處罰，一些酒駕司機強行掉頭、沖卡甚至暴力抗法。常州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隊支隊長朱*星說：“醉酒逃跑、強行沖卡行為發生率大幅增加，直接威脅民警和公眾的人身安全，極有可能導致重大交通事故。”

余*云認為，出現這些現象，原因在于治理酒駕的配套法律法規過于“粗獷”。如逃避酒精測試，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屬于“阻礙警察依法執行職務”的行為，處罰僅僅為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罰款500元。再比如頂包，法律對此并無規定。

“立法應當更細致、具體，使處罰的威懾作用最大化。”余*云強調，應該修改和完善現有法律法規，加大對各種對抗檢查、執法行為的處罰力度。

并非一律入刑：免刑案例相繼出現

刑法修正案(八)實施一年來，“醉駕是否一律入刑”的討論無疑最具爭議。

2011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表示，雖然刑法修正案(八)規定追究醉駕的刑事責任，但根據刑法總則第13條規定的原則，危害社會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要正確把握危險駕駛罪構成條件，不應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駛機動車的就一律構成刑事犯罪。

張-軍的表態代表了最高司法機關的意見。在這之前，最高法院已經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級法院慎重穩妥處理醉駕犯罪案件，避免不加區別，一律入罪。

一年間眾聲喧嘩，但隨著時間推移，最高法院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同，特別是學術界的支持。

中國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暨法學院院長趙*志在其編著的《“醉駕入刑”專家談》一書中表示，刑法分則是刑法總則的具體體現，分則要接受總則的指導和制約，不能與總則相抵觸。“醉駕不能一律入刑”正是承認刑法總則效力的必然結果，也是應有之義。

“在這個問題上，必須保持司法理性，不能把公眾對醉駕行為的憤怒和非理性的情緒轉嫁到司法裁量上;司法理性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能夠在洶涌的民意面前保持嚴謹的推理和清醒的邏輯。”趙*志指出。

2011年6月3日，全國首例醉駕免刑案在新疆誕生。人到中年的司機王某沒想到，自己會成為第一個“幸運者”。

當天，克拉瑪依市克拉瑪依區法院判決王某犯危險駕駛罪，免予刑事處罰。免刑的理由是：血液中酒精含量為每百毫升83.06毫克，超出醉駕標準不多;在深夜11點、路上行人較少時醉駕，社會危害性較小;被查后認罪態度較好。綜合各種因素，法院認定此案“情節輕微”。

此后，重慶、湖北、廣東等地相繼出現醉駕免刑的案例。免刑的主要情節大同小異：醉酒程度較低，未造成人員傷亡、財產損失，認罪態度較好。

同樣是酒駕，結果卻不一樣，引發了人們對司法公正的討論。

量刑不均：亟待出臺司法解釋

醉駕不一律入刑，那么究竟哪些情形下可以免于刑事處罰?尷尬的是，目前尚沒有一個權威、統一而具體的判斷標準。

記者發現，一年來，醉駕犯罪案件量刑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比如，北京、杭州等城市，已判決的醉駕犯罪案件實刑率分別達99%和95%以上，也就是說，這些地方只有極少數的醉駕司機被處以緩刑或者免刑。

但在廣州，據**日報報道，從去年5月1日至10月10日，全市法院審結的50起醉駕案中，18人被判處緩刑，2人免于刑事處罰，適用緩刑案件占已判決案件的36%。去年第四季度，廣東全省醉駕案件的緩刑與實刑之比已超過1：1。今年3月，有關部門組成聯合調研組，赴廣東對醉駕問題開展了專題調研。

另據檢察日報報道，去年5月到今年2月，合肥市廬陽區檢察院辦理了27起醉駕案，在已判決的25起案件中，被告人均被適用緩刑。

事實上，人們對醉駕不一律入刑的最大質疑，在于這為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空間，尤其是緩刑、免刑判決的出現，有可能受到人情和特權干擾。這種疑慮不無道理。

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騰今年初在一次會議上坦言，現在確實有選擇性司法、執法的情況，導致有些人逃脫處罰，降低了刑法的威懾力。

“到目前為止，醉駕在何種情形下屬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還沒有一個切實可行的判斷標準，這顯然是一個罪與非罪的模糊地帶，需要最高法院作出明確的司法解釋，杜絕刑法適用的模糊性。”中國刑法學會副會長、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劉*權的看法，也是社會各界包括一線辦案法官的共同呼聲。

記者獲悉，最高法院正在對全國的醉駕案件進行調研，醞釀出臺相關司法解釋。

劉*權表示，制定司法解釋，要考慮醉酒程度、醉酒原因、醉駕的路段和次數等因素來綜合認定。

社會合力：拒絕酒駕從被動變主動

醉駕入刑一年來，公安機關保持“零容忍”態度，高強度查處，檢察院、法院的工作量也大幅增加。專家指出，治理酒駕、醉駕，應該發揚社會自治精神，形成合力。

“治理酒駕，單憑公、檢、法三部門的力量，在實踐中往往捉襟見肘，因此，可以考慮發揮非政府組織等社會力量的作用。”余*云說。

他建議，首先，餐飲、酒吧等行業協會可以組織開展酒駕危害的宣傳活動，通過服務員、保安的及時提醒、勸阻，讓顧客“喝酒不動車、動車不喝酒”;其次，鼓勵發展代駕服務，或者與出租車行業合作，制定代駕的行業規范，建立快捷的代駕糾紛解決機制;第三，在酒駕鑒定、醉酒者救治等方面，政府可以與紅十字會、醫療協會等方面合作。此外，提倡大力發展志愿者服務，讓中小學生都來宣傳酒駕的危害。

余*云認為，充分調動非政府組織等社會力量，既能擠壓酒駕的生存空間，也能使拒絕酒駕的觀念得到更有效的傳播。

“我國的道路交通安全處于轉型發展的時期。在這個時候，是制度建設重要，還是更新觀念重要?我認為，觀念和制度同等重要，應該齊頭并進。”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莫*川告訴記者，治理酒駕的根本出發點是尊重生命、保障生命權這項最基本的權利。“重視制度的同時，也要重視生命權觀念的培養和傳播，這一點上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