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認為，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不可收買性，與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行為的交換并不限于財物，還有財產性的或非財產性的不正當性利益，包括性賄賂在內。為了打擊賄賂犯罪，應引入法益的概念，明確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擴大受賄罪的內容，增加受賄的方式，改變計贓論罪的傳統做法，建立一種融經濟數額和基于對職務行為的侵害程度來界定受賄罪的處罰體系。關鍵詞：受賄罪，不可收買性一、問題的提出為人關注的張二江一案經過庭審后，一審已作了有罪判決。然而，此案引起了人們對某些問題的再思考，例如性賄賂問題。據報載，“五毒書記”張二江在任職期間，先后與100多個女人有不正當的性關系。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靠色權交易贏得張二江歡心的女干部中，7人得到提拔，兩人的丈夫得到升遷，“張二江現象”被當地群眾譏諷為“一夜春夢，終生受益”。但是，在此次7月23至25日的公審張二江書記中，因立法空白張二江案中最為引人關注的“性賄賂”問題卻沒有被提起公訴。從現行法律的角度講，這沒有錯。一些專家對此發表了各種意見，如概念不明確，最怕有感情，定罪難取證，量刑缺依據，暫時要容忍，有罪可以定，只能受譴責。（1）這都可以理解。但是，性賄賂的問題在現實中是嚴重的，從某種程度上講，比財物賄賂的腐蝕性和危害性還大，不能視而不見。近年來不少人提出通過擴大賄賂對象的范圍，即將賄賂從單純的財物擴大為財物和財產性以及非財產性的不正當利益，以有效地懲治賄賂罪。這不無道理。這在理論上是能夠成立的。盡管在操作上有些困難，需要改變過去以數額量刑的懲罰體系。不過，我們認為，用傳統的理論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新的思路。這里引入法益的概念，欲通過受賄罪的法益即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的研究，也許能為解決這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提供新的理論依據，對受賄罪的立法完善和依法查處有所幫助。二、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不可收買性何為“法益”？人們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德國學者賓丁（Binding）認為，法益是“法的財”。法益包括人（Person）、物（Sache或Dinge）及狀態，即現實可能受侵害、被攻擊、遭破壞的有形的、物質的現象。被人稱為狀態說。這與他的規范說有關。在他看來，法益在立法者眼中，作為法共同體的健全生活條件，對于法共同體具有價值；維護法益不受變更、不被擾亂，是法共同體所享有的利益，因此，立法者必須通過規范努力保護法益不受侵害或者威脅。（2）而李*特認為，由刑罰所保護的對象就是法益。“法都是為了人而存在的。人的利益，換言之，個人的及全體的利益，都應當通過法的規定得到保護和促進。我們將法所保護的這種利益叫做法益。”（3）被人稱為（生活）利益說。在他看來，法益是法所保護的利益，作為法理論上的概念，法益不是指行為所指向的物的、外部的對象（人或物），而是指法所保護的價值的客體（Wentobjekt），行為所指向的物的、外部的對象即人與物則是行為客體。R.Honig與E.Schwinge提出了目的論法益，R.Honig認為，法益是一種價值，E.Schwinge認為法學是一種文化科學或精神科學，價值就是目的，刑法的目的就是保護共同體的價值。法益產生于共同體所承認的生活價值或文化價值，法所保護的生活財或文化財就是法益，法益問題與法規的目的、機能、任務的問題是同一的；法益不是實在的攻擊對象，而是一系列的評價、目的設定。日本學者對法益的看法也存在分歧，主要有規范學和利益說之分，可以說，法益論在德國和日本的刑法理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廣泛的影響。我國學者張明楷在《法益初論》一書中初步認為，法益是根據憲法的基本原則，由法所保護的、客觀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脅的人的生活利益。這是一般性的法益概念。其中由刑法所保護的人的生活利益，則是刑法上的法益。（4）在他看來，受賄罪的法益是不可收買性。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也可以說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犯罪行為與財物不可交換性。由于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也屬于國家工作人員，可以成為受賄罪的主體，故這種超個人法益既包括國家法益，也包括社會法益。（5）這是很有見地的，屬于生活利益說，但是作了補充和發揮。我國現有刑法理論中不存在法益概念，不明確刑法目的，更沒有將刑法目的貫穿于整個刑法理論中。而“無法益保護，就無刑法，換言之：倘無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險，則無刑罰的必要性。”（6）可見，法益保護在刑法中的重要性。這是因為“用刑法來懲治人是為了防止犯罪，不是因為我們憎恨犯人。”（7）用刑法來防止犯罪，是因為它侵害或威脅了法益，不是因為它違反了倫理道德。只有著眼于保護和增進人的法益，明確刑法的目的，才能選擇正確的進路，正如本*明。卡*佐所說“主要的問題并不是法律的起源，而是法律的目標。如果根本不知道道路會導向何方，我們就不可能智慧地選擇路徑。”（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