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擬從微觀角度切入共同受賄案件的一些問題，總結相關規律，提出個人看法，以供大家共同探討。

一、混合主體能否構成共同受賄罪？

所謂混合主體犯罪是指有特定身份者與無特定身份者的共同犯罪。在身份犯諸如受賄罪、挪用公款罪等犯罪中，主體必須是具有特定身份的國家工作人員，那么非國家工作人員例如國家工作人員的家屬所實施的行為能否構成受賄罪呢？回顧我國現有法律規定，在1997年新刑法修訂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于1988年頒布了《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其中明文規定：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以共犯論處。”按照當時的法律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顯然可以成為受賄罪的共犯。但是新刑法的修訂取消了此條，僅對共同貪污行為有所規定，而對混合主體的伙同受賄問題沒有涉及。基于此，許多同志對新刑法實施以后如何認定混合主體的共同受賄行為產生了模糊認識。筆者認為：依照共同犯罪的理論以及遵循刑法總則與分則的關系，非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國家工作人員伙同受賄的行為仍可以構成共同受賄罪。具體分析如下：

1.共同犯罪只要求共同犯罪主體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實施共同的犯罪行為，其行為與危害后果之間具有刑法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即可。對照受賄罪，屬于故意犯罪類型，只要混合主體的受賄行為符合以上條件就完全可以認定為共同受賄罪。

2.不能以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由否認混合主體共同受賄罪的存在。因為雖然在刑法分則中沒有明確對該種行為作出定性，但是應適用總則中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論予以認定。這樣操作正是體現了刑法總則與分則的關系，即有特殊規定時應優先適用特殊規定，否則可以適用總則的一般原理。另外基于刑法的基本理論，非身份犯不可能單獨實施身份犯罪，但可以與特定身份者共同完成此類犯罪行為。因此，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形成的混合主體可以成為共同受賄罪的主體形式之一。

二、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如何才能認定為受賄罪共犯？

實踐中非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國家工作人員的家屬，因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生活，常常發生一些代為收受他人賄賂的行為，是否一概而論地均認定為共同受賄罪呢？顯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認定家屬受賄行為的性質、區分罪與非罪的界限成為需要探討的問題之一。筆者列舉以下幾種情形，從犯罪構成、立法意圖、司法實踐等角度分別予以闡述：

1.家屬明知是賄賂而共享的行為

實踐當中有不少國家工作人員接受他人錢財，利用職務之便為請托人謀利或出面主動索取他人財物，事后將事情告訴家屬。此時家屬對錢物的來源及性質主觀上是明知的，并在日常生活中將這些錢物用于生活開支或家庭消費，那么這種家屬明知是賄賂物而共享的行為能否構成受賄罪呢？打個比方，一盜竊犯或搶劫犯的家屬明知其財物是配偶犯罪所得仍與之共享，難道對其全家均以盜竊罪或搶劫罪一網打盡嗎？這種家屬知情不舉、享用親屬犯罪所得的行為顯然一般不能以罪論處（除少數情況下家屬的行為可能構成窩藏贓物罪）。因為其主客觀都不具備共同犯罪的特征，如果對這種行為科以刑罰，既不合法理，也不合情理。

2.家屬明知是賄賂而收受的行為

生活中，有時行賄人將錢物送到國家工作人員家中，由于本人不在，家屬代為收下物品。有的行賄人直接講明了送錢意圖和請托事項；有的只是籠統的稱感謝領導關心，希望多多關照等等，此時家屬對行賄人送錢的具體意圖并不明確，事后家屬將行賄人送錢的事情或請托事項告訴了國家工作人員，之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完成了為請托人謀利的行為。此時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以受賄罪定性無疑，但這種情況下家屬的行為如何定性，在實踐中分歧很大。一種觀點認為此時家屬主觀上明知是不該收受的他人財物，客觀上收下錢財并將送錢事項、請托事由一一告訴了國家工作人員，是整個受賄行為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所以應將其行為定性為受賄共犯。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不能簡單地將家屬收受賄賂并告知配偶的行為以罪論處。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是：（1）主觀方面，家屬并無與配偶勾結，共同占有他人賄賂物的故意。具體來講，雙方事前既無通謀，事后也未達成共識。（2）客觀方面，家屬收受賄賂的行為大部分事出偶然。例如配偶不在家，自己代為收下。這種行為既不屬于按事前明確分工而如約收錢，也不是主動出面索取賄賂，有一定的隨機性、被動性。（3）從受賄罪的立法本意上看，設立此罪的目的主要是打擊具有特定身份的國家工作人員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行為，而不在于懲罰與國家工作人員有特殊關系的家屬偶然的、被動的收受賄賂的行為。如果對這種大量存在的家屬明知是賄賂而收受的行為科以刑罰，有悖立法本意，有擴大打擊范圍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