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法學論壇》2010年11月第6期（第25卷，總第132期）【摘要】當前商業賄賂現象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這一現象的形成，除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和重人情、重關系的社會傳統外，我國相關立法的缺陷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國反商業賄賂法還存在很大的缺陷，要在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包括：明確商業賄賂內涵外延；制定統一的《反商業賄賂法》；加大行政性制裁；完善《刑法》有關商業賄賂犯罪的規定；加強國際間的合作等。【關鍵詞】商業賄賂；立法；比較【寫作年份】2010年【正文】商業賄賂，是指經營者為銷售或者購買商品而采用財物或者其他手段賄賂對方單位或者個人，爭取交易機會和交易條件的行為。它猶如商業活動中不死的蛀蟲，貪婪的腐蝕著國際社會，給市場經濟體制運行帶來諸多負面影響--不僅從根本上扭曲了社會公平的競爭機制，使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無法正常發揮作用，而且破壞了市場的交易秩序，加大了交易成本，增加了消費者負擔，并成為滋生腐敗行為和經濟犯罪的溫床[1]。因此，商業賄賂一直是各國市場經濟發展中重點防范和嚴加規制的對象。一、域外治理商業賄賂的立法比較鑒于商業賄賂的復雜性和嚴重危害性，世界各國十分注重運用經濟、行政、刑事等手段進行綜合治理，因而在立法上呈現出這樣的特征：不僅在有關競爭法律、廉政法規中明令禁止商業賄賂行為，而且在刑事立法中規定賄賂犯罪，用嚴厲的刑罰懲治包括商業賄賂行為在內的一切賄賂犯罪。從立法模式上來看，主要可以分為兩類：（一）集中立法模式采取這一立法模式的主要有新西蘭、新加坡和我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在這一立法模式下，主要制定專門的法律懲治商業賄賂行為。比如，新西蘭依據《（1961年）刑法》和《秘密傭金法》懲治商業賄賂，新加坡懲治商業賄賂立法中最為重要的是《防止腐敗法》和《刑法》，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懲治商業賄賂立法主要是《反賄賂條例》。[2]在這一立法模式下，法律不僅需要規定賄賂的形式、行為方式等實體法問題，而且需要規定調查人員的調查手段、權力及其他相關部門的配合等程序法問題。需要注意的是，采取集中立法模式的國家和地區多屬英美法系，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發揮法律規范作用的除了制定法之外，還包括判例法。所以，這些國家或者地區，比如，新加坡或者香港，并沒有因為集中立法而導致反對商業賄賂出現問題。（二）分散立法模式1、美國治理商業賄賂的立法。美國早期主要是針對國內的商業賄賂行為進行規制，如1914年頒布的《克萊頓法》、《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和1936年頒布的《魯濱遜--帕特曼法》等。同時，美國聯邦的一些法律，比如，《虛假索取法》規制與政府交易中商業賄賂行為，《反回扣法》是美國于1986年頒布的一部打擊給予公務員回扣行為的聯邦法律。對公職人員受賄規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并從道德角度對公務人員進行教育，輔之以社會輿論監督，收到了良好效果。如美國聯邦的《政府道德法》、《文官制度法》、《聯邦選舉競選法》、《政府道德改革法》、《信息自由法》和《行政部門雇員道德行為準則》等。20世紀70年代以后，美國又相繼出臺了禁止政治捐贈與海外賄賂的法案。其中，1972年頒布的《競選運動捐贈法》，規定公司的政治性捐贈屬于非法行為。1977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禁止海外賄賂法》，同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成員國通過了《打擊賄賂國際商務活動中外國官員行為公約》（美國以及主要發達國家都是會員國）。199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國際反賄賂與公平競爭法》，《禁止海外賄賂法》相繼于1988年、1994年、1998年進行了修訂和完善，成為美國目前規制本國企業對外行賄的最主要法律。從內容上看，美國商業賄賂治理法律規定主要有幾個方面的特點：（1）明確商業賄賂的范圍，擴大法律的適用范圍；（2）加強公司財務制度，預防商業賄賂的發生；（3）加大懲罰的力度，并鼓勵公司自認有罪，對于公司賄賂實施嚴厲的懲罰；（4）區分“公關費”與賄賂行為，規定商業賄賂人的民事責任；（5）賦予反賄賂機構絕對的權力，構建全方位的反對商業賄賂的運作體系。應予以說明的是，目前美國治理商業賄賂的機制主要有：反壟斷機制、公平競爭機制、輿論監督機制及法律機制。[3]因為本文主要是從立法方面探討治理商業賄賂，故對其他方面將不再予以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