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據法條規定，成立濫用職權罪，首先必須有濫用職權的行為，如果行為人沒有濫用職權，完全是在具體的職權范圍內處理事項，則不能認定為濫用職權罪。但另一方面，不能為了給行為人開脫罪責，而擴大行為人的具體的職權范圍;也不能以屬于官僚主義為由開脫行為人的罪責，官僚主義不是法律用語，但官僚主義行為中包括了濫用職權的行為，因而包括了犯罪行為。成立濫用職權罪，其次要求行為造成重大損失，對于沒有造成重大損失的濫用職權行為，不能認定為濫用職權罪。但另一方面，對作為濫用職權罪構成要件的“重大損失”，不能單純理解為有形的損失，而應包括無形的損失。

二、本條關于濫用職權罪的規定屬于普通法條，此外，本法還規定了其他一些特殊的濫用職權的犯罪即特別法條。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的行為觸犯特別法條時，也可能同時觸犯本條的普通法條。在這種情況下，應按照特別法條優于普通法條的原則認定犯罪，即認定為特別法條規定的犯罪，而不認定為濫用職權罪。例如，林業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違反森林法的規定，超過批準的年采伐限額發放林木采伐許可證或者違反規定濫發林木采伐許可證，情節嚴重，致使森林遭受嚴重破壞的行為，是濫用職權的行為，但由于本法第407條將其規定為獨立犯罪，故對該行為適用本法第407條，不能認定為濫用職權罪。

三、行為人接受他人的賄賂后又濫用職權給他人謀取利益并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則同時觸犯濫用職權罪與受賄罪。這時，濫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只不過是受賄得以實現的條件，因此，只要能構成受賄罪，濫用職權的行為不再具有獨立的意義，對之應以受賄罪從重論處。如果收受的賄賂不大不能構成受賄罪的，則應依濫用職權罪治罪，而不能不以犯罪論處，從而輕縱犯罪。

四、行為人利用職權侵吞、騙取公共財物，從本質上講亦具有濫用職權的性質，如果因其貪污行為又致使其他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則同時觸犯濫用職權罪與貪污罪，屬想象競合，對之宜擇一重罪以后者等處罰。

濫用職權的定義是什么

濫用職權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1999年9月，以下簡稱“《立案標準(試行)》”)第2條針對濫用職權罪的界定，闡釋了濫用職權的表現：“超越職權，違法決定、處理其無權決定、處理的事項，或者違反規定處理公務”。這實際上是從兩個方面界說濫用職權：(1)超越職權而違規;(2)違規而行使職權。其后，《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2017年7月，以下簡稱“《立案標準》”)，在濫用職權罪的界定上，重申了上述《立案標準(試行)》的表述，固然其所認定的濫用職權同樣表現為上述《立案標準(試行)》所述的兩個方面。

即使有了這個相對明確的關于濫用職權內涵的界定，學術界對此問題卻并沒有達成一致共識。總體而言，對濫用職權罪的客觀表現方式有兩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幾種觀點。

采取二分法的學者主要是以前述《立案標準》的相關內容為依據，認為濫用職權行為主要表現為：一是行為人不依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非法地行使本人職務范圍內的權力;二是行為人超越其職權實施某種危害社會的行為。此為通說。作為統編教材的通說后來對此也有所修正，但還是認為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濫用職權罪中的“濫用職權”行為：一是行為人非法行使職權或者不履行職責;二是行為人任意擴大自己的職務權限，超越職權實施某種危害社會的行為。這種修正還是以《立案標準》為基礎的兩分法，主要是認為濫用職權罪可以由不作為構成。

主張三分法的論者主要是基于濫用職權與玩忽職守的區別，以及認為濫用職權應當包括不作為方式，將濫用職權的情形分為三種。至于具體劃分為哪三種行為表現則主張不一。一種主張認為濫用職權行為可以表現為如下三種行為方式：一是擅權妄為，即行為人不正當地行使自己職務范圍內的權力;二是超越職權，即行為人超出了職務權限處理了其無權處理的事項;三是不履行自己的職責，即表現為職務上的不作為。另一種觀點認為濫用職權行為的三種行為方式包括：行為人濫用其職務范圍內的權力的行為;行為人超越職權的行為;行為人違反特定程序行使職權的行為。

贊同四分法的學者認為：基于司法實踐中濫用職權的主要表現，將濫用職權的情形列為四種：一是超越職權，擅自決定或處理沒有具體決定、處理權限的事項;二是玩弄職權，隨心所欲地對事項作出決定或者處理;三是故意不履行應當履行的職責，或者說任意放棄職責;四是以權謀私、假公濟私，不正確地履行職責。

應當說對濫用職權行為的判定直接決定了司法實踐中個案的是否成立，因此這一問題很有研究的必要;而正如上所列舉的，正是這樣一個似乎不證自明的問題(立法只是通過簡單罪狀的方式規定了“濫用職權”四個字，似乎在立法者看來何-謂濫用職權并非難事)從司法解釋到學者間的爭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