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詐騙罪共同犯罪無罪辯護是否可以?

詐騙罪共同犯罪無罪辯護是可以的，辯護人員來說，他們實際上是可以進行兩種行為的辯護的第1種行為，也就是關于無罪辯護，另外一種是罪輕辯護，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受王某某近親屬委托并經(jīng)王某某本人的同意，山東某某律師事務所指派我擔任其一審辯護人，接受委托后，辯護人依法會見了被告人，詳細了閱讀了本案相關案卷材料，并且通過庭審，使我對本案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現(xiàn)依據(jù)相關案件事實及證據(jù)，發(fā)表如下辯護意見：

辯護人為被告人王某某作罪輕并應減輕的辯護;被告人王某某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從輕減輕處罰的情節(jié)，應當減輕處罰。

(一)、被告人王某某具有立功表現(xiàn)。事實依據(jù)：被告人王某某于2010年6月28日被公安機關抓獲后，如實全部供述自己與其他同案犯的犯罪經(jīng)過，并提供另外兩被告人岑某某、黃某某的照片、真實姓名、手機號、住址及其他一切所知悉的信息資料，積極配合公安機關將其他兩名被告人岑某某、黃某某抓獲，使案件及時得到偵破，使受害人鐘某的經(jīng)濟損失得以及時挽回。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第五條之規(guī)定，被告人應該認定被告人王某某具有立功表現(xiàn)。

(二)、被告人王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作用較小，其行為不能單獨、直接地引起犯罪結果，是次要的輔助的實行行為，情節(jié)不嚴重。其次要作用的事實理由為：

1、犯罪介入上的次要作用。根據(jù)受害人鐘某的《詢問筆錄》及被告人王某某、黃某某、岑某某《訊問筆錄》：被告人岑某某與受害人鐘某于某某年某某月至某某月份一直聯(lián)系，并取得受害人鐘某的信任，被告人王某某與受害人鐘某之前并不認識，由于后來王某某與岑某某、黃某某認識后，在某某年某某月份，岑某某告訴王某某、黃某某認識某某市某某區(qū)一個叫鐘某的女的，并說能騙到錢，讓王某某和黃某某配合進行詐騙。王某某是與岑某某、黃某某認識后才偶然卷入這次犯罪的，屬于是偶然犯，在介入上起次要作用。

2、犯罪行為上的輔助作用。犯罪行為上，根據(jù)受害人鐘某的《詢問筆錄》被告人王某某僅僅是打過兩次電話，并沒有一直與受害人聯(lián)系，而是由被告人岑某某一直與受害人聯(lián)系，并辦理的兩個銀行賬戶，通過短息及電話方式告知受害人先后四次匯款，受害人匯款后，該款項一直由岑某某和黃某某控制著，被告人王某某并無權掌握上述資金，因此在行為上起次要作用的。

3、分配贓款金額上的次要作用。

(1)分配辦法上的協(xié)商上看的次要性。從公安機關的起訴意見書中來看，三個人皆分得相同的6萬余元，實際上事實并非如此，王某某并未分得6萬元，因為取款的卡一直均在岑某某與黃某某手中，被告人王某某與其他兩被告人也不住在一起;也沒有與其他人在利益上進行過任何協(xié)商交流;

(2)分配辦法話語權上看的次要性。每次分錢都是岑某某或者黃某某提出來，在分配辦法上，被告人王某某顯然沒有話語權;另外從其所獲得的款項數(shù)額也可證明其作用輔助性。

二、依據(jù)：

(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第31條規(guī)定、對于一般共同犯罪案件，應當充分考慮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方面的不同，根據(jù)事實和證據(jù)能分清主從犯的，都應當認定主從犯。有多名主犯的，應在主犯中進一步區(qū)分出罪行最為嚴重者。對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要進一步分清各被告人的作用，準確確定各被告人的罪責，以做到區(qū)別對待。

(2)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第三條第10款.共同犯罪中有兩名以上主犯或者不宜區(qū)分主、從犯的，對于其中作用相對較小的，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

當代社會詐騙行為是侵犯到他人的合法財產(chǎn)利益的一樣的行為，所以在此刑法當中已經(jīng)明確的規(guī)定了存在著共同詐騙的這樣一種行為，是需要立案處理并定罪處罰的，但是對于辯護人來說，他可以進行無罪辯護，但必須尊重法律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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