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結合行為共同說與犯罪共同說并非什么"學科間對話"，而會從根本上瓦解刑法科學的邏輯體系，回到前刑法科學的老路上去。

第二，實踐中并無認定共同過失犯罪之必要。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刑法中的共同犯罪制度不過是共同犯罪之客觀現象在法律上的反映;而反映于法律的共同犯罪制度的范圍，應當取決于社會上存在的共同犯罪現象以及處理共同犯罪的司法實踐的客觀要求。不過,即使某種社會客觀現象需要成為刑法所打擊的重點，也并不能就此反過來推理，得出必然需要革新某個法律概念以使這種現象被囊括的結論。因為首先從語言理論的角度講，這必然造成語詞在能指和所指上發生變動，影響既有理論的穩定性，降低其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從而影響實踐工作的開展;其次從歷史演變的角度講，共同犯罪的范圍呈現出一種日漸縮小的趨勢，其構成日益受到限制，這也使共同犯罪制度得以朝著更加科學與合理的方向發展。借犯罪共同說否定共同過失犯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而客觀存在固然不當，但打破刑法原則來賦予其法律意義亦為不妥。

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在交通肇事后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行為，并非不是一種需要嚴厲打擊的行為。當前個別領導干部或單位主管人員法律意識淡薄，或存在僥幸心理，在乘車司機交通肇事后，往往不是積極去做事故的補救工作，而是指使司機逃逸"避難"，并且對于這種指使，作為下屬的司機又往往難以抗拒，因此更容易發生被害人由于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況。無疑在這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中存在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與肇事人的意思聯絡，由于交通肇事是過失犯罪，所以"共犯論處"的規定實質上已承認二人以上共同過失犯罪可作共同犯罪論處，這就必然造成刑法中共同犯罪概念在法律意義和事實意謂上的變化。其實這樣看似滿足實踐需要，實則由于概念的變化反而增添了實踐的麻煩，因為這一解決問題的措施本身又引發出不少新的問題，例如對其它共同過失行為應否根據實踐需要將其作共同犯罪論處，依據的標準又是什么等等。理論固然要為實踐服務，但理論自身在具有歷史性的同時也具有邏輯性，因此在理論革新時必然要做出價值權衡，考慮其中的正負效應，以決定是為維護理論統一性而沿用傳統概念，還是因無法滿足實踐要求而突破傳統概念進行新的理論構建。

實際上，依照我國現行刑法第25條，對實施共同過失行為的責任人分別定罪量刑足以達到打擊犯罪的目的，例如對上述的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和肇事人分別定交通肇事罪同樣能體現對該犯罪行為的嚴懲，不必再設置"共同過失犯罪"乃至"故意過失混合之共同犯罪"等概念來違反奧卡姆剃刀原則，徒增蕪雜。司法解釋中對交通肇事罪特殊共犯所作的規定，直接構成與刑法典的沖突，以損害刑法體系的秩序性為代價，來處理一個在傳統理論下原本可以處理的問題，從概念革命的角度來說，實在沒有必要。

綜上，筆者認為，在對待共同過失犯罪的問題上應采納犯罪共同說的觀點。犯罪共同說與行為共同說二者本身并不存在誰對誰錯，只是分別有著各自的著眼點，但就維護理論體系的統一和指導實踐的便利而言，犯罪共同說在刑法領域內較行為共同說更為可取。據此，不應在刑法上認可共同過失犯罪，對于這種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客觀現象，仍宜用現行刑法所規定的分別定罪量刑的規則給予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