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貪污受賄犯罪的犯罪主體界定，直接涉及到懲治該類犯罪的立法意圖。在1997年刑法中，延續1979年刑法的規定，將貪污受賄犯罪之犯罪主體仍規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包括準國家工作人員。筆者認為，刑法規定貪污受賄犯罪，其目的是維護國家機關的正常秩序，保證國家公職人員的清正廉潔。如果說，在計劃經濟時代，將準國家工作人員作為該類犯罪的主體還有其制度基礎的話，在體制改革的現在，這樣的基礎已不復存在。為了在新的體制下使貪污受賄犯罪的規定符合立法目的的要求，應該重新構建該類犯罪的主體。[關鍵詞]體制改革；貪污受賄；犯罪主體；建構犯罪主體在貪污受賄罪的犯罪構成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也是近年來刑法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建國以來的歷次刑事立法，對其主體作了不同的規定)在1997年3月14日八屆人大五次會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將貪污賄賂罪置于瀆職罪之前，并將主體界定為國家工作人員以及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國有財產的人員(貪污罪)。從形式上看，這種立法規定突出了貪污賄賂犯罪的瀆職性、貪利性，然而實質上這種瀆職的范圍是很寬的。根據新刑法第93條的規定，所謂國家工作人員，除了在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外，還包括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法從事公務的人員。由上述主體身份而派生的瀆職性與該法第九章瀆職罪的該職是有著嚴格區別的。這種區別的意義何在？當國有公司、企業等單位中非從事公務的人員與從事公務的人員實施相同的職務侵財行為，對前者定職務侵占罪，對后者則要定貪污罪。兩者同屬企業工作人員，但罪名不同，量刑懸殊，是否顯失公平？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仍然在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中規定從事公務的人員作為貪污賄賂罪的主體，這種立法的價值有多大，是為了強調其瀆職性還是為了強調對國有單位的特殊保護？所有這些問題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新的時代背景下如何構建我國的貪污受賄罪的主體，重新思考貪污受賄罪主體確定的實在根據，重新審視立法者的主觀選擇。一、貪賄犯罪主體立法的歷史及其立法意圖貪污、受賄罪作為獨立的罪名雖然為時不長，但作為一種行為類型卻淵源已久。可以說，只要存在著政權并以政權為基礎形成多種職務的國家里，都有可能出現某些主體利用自己掌握職權的方便條件實施貪污受賄性犯罪的情況。這正如馬克思所說：“政府當局的存在是通過它的官員、軍隊、行政機關、法官表現出來的”[1](Ｐ330)，這些國家的代表由于其掌握國家權力，以國家的名義對社會實行管理，他們的行為對社會生活產生的影響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是其他人所無從比擬的，其貪污受賄行為更是直接破壞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嚴重妨害國家機關充分發揮其職能作用。所以，為了保證國家機器的運轉和提高統治效能，歷代統治階級都有“懲治官吏貪贓”的規定，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無論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概莫能外。在我國，最早規定的貪賄性質的犯罪可以追朔到夏朝。按照夏朝皋-陶的法律，官吏犯“昏、墨、賊”三種罪的，要處以死刑。“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2]據《漢書·刑法志》載：“貪以敗官為墨”，即指官吏貪贓枉法的犯罪。秦-律規定貪污公款、公糧，與盜竊同樣論罪，均要處以“斷足、鯨劓”等酷刑。[3]在漢朝已經出現懲罰“主首盜”和“受賕”的律令。漢文帝十三年曾詔-曰：“吏坐受除枉法，守縣官財物而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注云：“交受賕枉法，謂曲法而受賄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4](Ｐ100)至隋唐，懲治官吏貪污的立法更趨完備，尤其是唐-律，集前世之大成，對官吏貪污犯罪的各種形式作了相當完備的規定。除對受財枉法等行為仍以貪污論處外，還針對當時存在的官吏貪污的其它形式規定了諸多條文，從立法上引出了“贓罪”并正式確定了“卞贓”的概念，明確把官吏貪污受賄的犯罪納入法典并據以嚴懲。明、清律繼承并進一步發展了唐-律，對于懲治貪官污吏犯罪編織了較唐-律更為嚴密的法網，以嚴法整飭吏治，懲罰貪官。《明律·職事律》中專列“受贓”名目十一條，此外在《戶律》、《課程》、《鹽法》中均有懲治官吏貪污的規定，處罰均較唐-律為重。清律甚至將毀壞財物的行為“計贓以監守自盜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