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體土地征地補償標準是否有統一的規定?

集體土地征地補償標準沒有統一的規定，征地補償標準是依據土地類型、土地年產值、土地區位登記、農用地等級、人均耕地數量、土地供求關系、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水平保障等因素，再依據片區劃分用于征地補償綜合計算的標準。

拆遷補償標準的調整由市縣人民政府公布。我國法律規定各地政府應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當地人均收入增長幅度等情況，每2至3年對征地補償標準進行調整，逐步提高征地補償水平。如今實施的征地補償標準已超過規定年限的省份如未及時調整，將不予通過用地審查。 各類具體的價格補償標準由區縣物價局依據當地經濟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等情況進行定價。

二、農村征地存在哪些問題?

1、補償收益主體不明確，補償截留現象嚴重。

我國的《憲法》、《物權法》、《土地管理法》等都明確規定，中國農村的土地歸農村集體成員共同所有，但到底誰是“集體”，相關立法并沒有明確指出，農村土地的集體產權實際上是“一種無確定主體的產權”。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虛位，導致在征地補償費的利益歸屬上存在著很多問題。《土地管理法》規定，土地征用后，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提取土地補償費和部分安置補助費及集體提留的資金由村委會統一納入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范圍。村委會作為群眾服務組織，由于缺乏必要的監督成了政策的盲區，土地補償中，鄉(鎮)、村克扣、截留補償金的現象比比皆是，補償金真正落實到土地權利人手中的所剩無幾。鄉村干部在征地補償款的分配上有很大自主權，這就導致了，一方面，由于村委缺乏投資理念，將巨額土地補償款用于民間借貸和不合理的投資，以至血本無歸，使得集體資產蒙受巨大損失。另一方面，一些村子因征地一夜暴富，于是大肆鋪張浪費，白條入帳，再加上鄉村干部貪污、挪用土地補償款等腐敗行為頻發，土地補償費截留現象嚴重。

2、征地補償標準有失合理。

《憲法》作為我國的根本大法，對征地補償應依據何種原則并沒有明確。依據《土地管理法》，我國現行的征地補償費計算方式為“產值倍數法”，即征用土地補償費，為該土地被征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6-10倍;安置補助費為該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產值的4-6倍。這種測算辦法對農民說服力較差。第一，以產值作為征地補償標準不盡合理，被征用的土地，往往是城市周邊地區，如果不考慮其所在的地理區位優勢，僅以產值作為征地補償唯一標準，將明顯低估土地的價值。第二，現行征地補償制度與市場經濟規則不相適應。城市土地除劃撥者外，已同其他生產要素一樣，通過市場進行配置，唯獨農村集體土地還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配給制征用和補償。農民在參與社會生產過程中，是按照市場價格購買生產資料的，但他們所擁有和使用的土地卻被征地主體以較低的“計劃”價格拿走，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顯得不合理、不公平。

3、重公權、輕私權的傳統觀念影響我國土地征收補償立法的發展。

從本質上講，土地征收補償是政府公權力與農民私權利的一場搏弈。我國幾千年來一直流行著“官本位”思想，人們重公權、輕私權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私有財產權觀念相對薄弱，我國對于私權主體人格的尊重和財產權的保護都不盡完備。筆者認為，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土地征收法律制度，首先必須轉變觀念，權力本位的思維模式應當讓位，對于財產權的尊重和保護應當置于顯要的位置。

4、征地權力的濫用。

一方面，我國《憲法》與《土地管理法》明確規定，國家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對土地實行征用。但我國《憲法》和相關法律都未對公共利益做出明確的界定。《憲法》授予了國家土地征用的權力，卻未對這種權力的行使做出具體的限制，對公共利益的解釋成為職能部門和主要行政領導自由裁量的權力。另一方面，《土地管理法》規定，任何單位或個人使用土地，必須使用國有土地。即凡是不屬于該集體經濟組織的單位、個人，需要使用土地，都必須請求政府動用征地權，從而滿足其用地需要。尤其隨著土地有償使用制度的實行，各級地方政府為快速持續增加財政收入，對征地權的行使樂此不疲，進而導致了征地權的濫用。

現在關于集體土地的征地補償呈現出來的一個最普遍的特點就是，集體土地的補償標準是沒有辦法和國有土地相提并論的，而且因為農村的情況非常的特殊，所以說，當地政府部門制定的針對農村的征地補償方案可能也是比較特殊的。

征地補償協議書是怎樣寫的？

征地補償費計算方式

拆遷征地補償標準是怎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