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數罪并罰制度的不足

(一)罪數劃分標準及數罪性質規定不明確

罪數形態歷來是刑法理論中的重要問題之一，行為人的行為究竟是一罪還是數罪?是否需要并罰?這些問題在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而在理論上又常常讓人感到困惑。理論上一般認為解決罪數形態問題不僅有利于對行為人的行為準確定罪，也有利于對行為人的合理量刑。

要適用數罪并罰制度，必須符合一定的條件。首先要符合的條件就是行為人的行為必須構成數罪。但目前對犯罪個數的確定標準，理論上存在不同的觀點。其中犯罪構成標準說是我國刑法理論界的通說。但是這一觀點仍然沒有完全解決問題，主要障礙在于這一觀點不能說明罪數中的一些情況。如慣犯、牽連犯、吸收犯、連續犯是符合多個犯罪構成的，但是在量刑時并不數罪并罰。還有對于一些復雜的現象，僅靠犯罪構成標準說這一唯一標準，不能很好地解決，需要考慮刑法的特殊規定，因此這些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二)不同刑種數罪怎樣并罰規定不明確

對于同種有期自由刑的合并處罰，刑法第六十九條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刑法第六十九條規定：“判決宣告以前一人犯數罪的，除判處死刑和有期徒刑的以外應當在總和刑期以下、數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決定執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過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過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過二十年。如果數罪中有判處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須執行。”

這一點在理論上、實踐中沒有不同的認識。但對于不同種有期自由刑，如一人犯數罪時，同時判處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數個不同種的自由刑時，如何合并處罰決定執行的刑期，刑法未做規定，因而有不同的看法，司法實踐中的做法也不一致。有必要從理論的角度加以研究和完善。

(三)關于數罪并罰原則中限制加重原則最高期限的規定不當

我國刑法第六十九條但書中的規定，體現了刑罰教育與懲罰相結合的原則，在立法者的主觀意愿中，是要通過一定期限的教育改造，使犯罪分子轉化為守法公民，這從某種角度上說，是對犯罪分子的一種保護。但是，“一人犯有數罪決定應當執行的刑罰，這關系到正確適用刑罰，預防和打擊犯罪問題。”作者認為，對數罪并罰規定刑罰的上限，存在諸多弊端，試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分析。

1.規定數罪并罰的最高期限，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法和刑法原則

如王某、李某共同犯搶劫罪和故意傷害罪，王某又犯盜竊罪和尋釁滋事罪，其中王某因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犯故意傷害罪被判處十年，犯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犯尋釁滋事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合并執行有期徒刑二十年。李某因犯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犯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合并執行有期徒刑二十年。該案中，王某除與李某共同犯搶劫罪和故意傷害罪外，又犯盜竊罪和尋釁滋事罪，其主觀惡性與社會危害性顯然較李某嚴重，但因為數罪并罰規定了最高期限，其實際受到的刑罰則與李某相同，這就造成了適用法律的實際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