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9日,鄒某的妻子黃某臨產,住進豐臺醫院,檢查結果為胎兒巨大,醫院決定進行剖宮產手術,當日14時許,產下一個女孩。但黃某發生大出血,醫生采取搶救措施無效,黃某于1月10日死亡。鄒某認為妻子黃某死亡與醫院有直接關系,遂以豐臺醫院為被告,向豐臺區法院起訴,要求賠償各項損失155萬元。在審理過程中,法院委托北京市醫學會進行醫療事故鑒定,鑒定結論為一級甲等醫療事故,醫方負次要責任。法院判決認為,豐臺醫院在治療中存在一定過失,與黃某死亡有一定的因果關系,且經過醫療事故鑒定,應當適用《條例》的規定確定賠償責任,但《條例》沒有規定死亡賠償金等項目,其他賠償標準亦過低(如果按照條例賠償,只能得到6萬元的賠償),無法補償損害,故根據“相關規定”,本案就《條例》沒有規定的項目和賠償標準過低的項目,可以適用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的規定,對不足部分進行調整,因此,適用《解釋》規定的標準,判決豐臺醫院賠償原告醫療費和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共32萬元。
豐臺區法院對這一案件的判決,突破了《條例》規定的醫療事故賠償標準過低,不能平等保護受害患者及近親屬合法權益的現狀,對醫療事故賠償采用人身損害賠償一般標準確定賠償責任,將受害患者作為人格平等的民事主體,平等保護其合法權益,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條例》和賠償標準的強烈反差
我們之所以如此評價這個案件的判決,其背景在于《條例》和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司法解釋規定的賠償標準存在強烈的反差。2001年4月4日出臺的《條例》對于醫療過失造成的醫療事故損害,規定較低的賠償標準,以對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質的醫療機構進行保護。因此,其規定的各項損害賠償標準多數較低。就像本案判決所說的那樣,如果黃某的醫療事故損害案按照《條例》規定的標準,只能得到6萬余元的賠償。而2003年12月26日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解釋》規定了一般人身損害賠償標準,確定的賠償標準遠遠高于《條例》的規定,亦如本案,賠償數額可以達到32萬元。這樣的強烈反差,是人人皆知的。其根本的問題在于,對于同樣的人身損害,采用不同的賠償標準,就會造成受害人的人格不平等,是對受害患者的人格歧視,無法平等保護受害患者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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