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公司、企業的“內部人失控”現象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但是，在刑事法學領域由此導致的“內部人犯罪”問題卻并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關注。通過分析“內部人犯罪”的法律特征和比較外國刑法中的相關規定，應該對我國的刑事立法進行完善。

[關鍵詞]內部人失控，經濟犯罪，刑事責任，立法完善

“內部人失控”是近年來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熱點問題。盡管這一問題在經濟學、管理學乃至經濟法學領域已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但在刑事法領域卻并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關注。而事實上，內部人失控問題不僅容易造成公司、企業所有者資產流失，損害投資者利益，而且對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也會造成嚴重的危害。刑法作為保障其他一切法律得以實施的制裁力量，當某類行為發展到嚴重危害社會普遍利益時，就有必要將其納入視野，對其作出相應的評價。本文擬從犯罪學的角度出發，并結合分析我國現行刑法中的相關規定，對內部人失控而導致的犯罪問題進行必要的探討，以達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內部人犯罪”的原因簡析——從犯罪學的角度審視

若單純從刑法學的角度來看，尚不足以發現公司、企業的“內部人犯罪”問題，因為刑法規范并沒有對此問題進行單獨區分。但是如果從犯罪學的角度來看，公司、企業“內部人犯罪”現象能夠成為問題，因為犯罪學是以犯罪原因、犯罪規律以及如何預防犯罪為研究對象，更側重于從社會學、經濟學以及心理學等視角對犯罪現象進行研究。公司、企業“內部人犯罪”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就要求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原因進行分析，以提出有的放矢之對策。

“內部人控制”是以日本學者**昌彥為首的一些經濟學家們在分析前蘇聯和東歐的激進改革時提出的一個命題，是指“從前的國有企業的經理和工人在企業公司化的過程中獲得相當大一部分控制權的現象，是由傳統的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過程中產生的”。[1]而如今我們所說的“內部人控制”通常是泛指企業的非財產所有者包括經營者、管理者以及主管部門等獲得與其剩余索取權不相稱的剩余控制權，以至于企業的權利制衡關系被扭曲的狀態。按照現代企業理論，為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經營者與所有者有必要進行分離。但是，當所有者與經營者信息不對稱，出現“所有者缺位”時，由于二者之間存在著效用差異，公司的實際控制權就極易落入經營管理者（即內部人）手中，從而引發道德風險，企業內部人就會以犧牲資本所有者的利益為代價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出現所謂的“工資侵蝕利潤”的現象。[2]如果內部人控制權肆意擴張，打破了企業權力的制衡關系時，就會出現我們常說的“內部人失控”，進而產生一系列弊端：比如過分的在職消費、信息披露不規范、短期行為、過度投資、轉移企業資產、侵蝕小股東利益等等。而這種現象在上市公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上市公司的股權分散，中小股東行使監督權的成本過高，經理層聽命于大股東，中小股東的利益被忽視成為常態。

“內部人控制”現象在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而國有上市公司中這種現象又比非國有上市公司中嚴重得多。因為在國有上市公司中，國有股“一股獨大”，對公司具有絕對的控制權，而國家作為抽象主體，自身是難以行使具體的經營管理職能的，所以總會委托一定的代表來行使控制權，這些代表就是國有上市公司的經理層。當經理層自身的利益取向與國家利益發生背離時，加之企業自身的監督機制（如監事會）運行不順暢，非國有資本對“所有者缺位”問題修復作用又極為有限，所以很容易形成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①公司的經理層既可以作為國家的代表不理會中小股東的意見，又可以作為內部人不理會國家這個大股東的意見，從而既可能損害小股東的利益，又可能損害國家的利益。而在非國有上市公司中，由于經理人員可能本身就擁有公司較多的股份（甚至有些還處于控股地位），其擁有公司的股份數量與其掌握的剩余控制權或剩余索取權在比例上的協調度較之國有上市公司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又由于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須以企業利潤最大化為前提，因此不容易出現“所有者缺位”現象，其所產生的內部人控制多是法律上的控制，但也常常會出現侵蝕中小股東利益的情況。由此可見，無論是國有上市公司還是非國有上市公司，都普遍存在著“內部人控制”現象，只是國有上市公司中的這種現象更為嚴重，所以有必要將二者聯系起來一并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