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督作用。

一、刑事和解的條件以及檢察機關實施監督的依據

刑事和解的效果將是對犯罪的人做出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的決定，所以刑事和解的條件也就要求的比較嚴格。在刑事訴訟程序的過程中，啟動刑事和解程序必須包括主客觀兩方面條件。主觀條件是加害人主動認罪和當事人雙方的和解自愿。客觀條件則指案件事實和證據方面的基本要求，即案件基本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社會危害性較小。

在主觀方面，必須滿足加害人主動認罪和雙方當事人的和解意愿。首先刑事和解的前提是加害人對自己的行為有比較清楚的認識，并且主動坦白自己的罪行。不論案件有多么微小，凡是加害人對自己的主要行為予以否認的，不得啟動刑事和解。加害人在案件的開始沒有對自己的罪行進行坦白，也就說明了其主管上存在僥幸心理，并沒有認識到自己行為的危害性以及對受害人的愧疚，若是對此類罪犯施行和解，不免放縱犯罪，達不到預想的效果。其次應當是雙方當事人都具有和解意思，并且這種意思是當事人內心真實的表達。我們檢察機關在進行刑事調解時一定要讓雙方當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考慮刑事和解的條件。檢察機關可以對一些當事人疑問的問題進行解釋、說明以及必要的指導，但是不能違背雙方當事人的意思去強行以及變相強行調解。在刑事和解中，要賦予被害人和加害人相同的訴訟地位以及相同的訴訟權利，要切實保障好雙方當事人在一個絕對自由、自愿的條件下處理自己的利益。在司法實踐重要尤其注意要避免被害人受到威脅和強制，如果被害人在不是自己真實的意思表示下做出了和解的決定，這無疑是放縱犯罪和對法律的藐視，加害人會因此更加肆無忌憚，給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

在客觀方面，也就是那些刑事案件適合進行刑事調解。有學者認為無論什么樣的案件都可以適用刑事調解，我們對此不能認同。

根據我國國情我們認為在以下案件可以適用刑事調解(1)自訴案件;我國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明確規定自訴案件主要包括輕微的故意傷害案，非法入侵住宅案，重婚案等。自訴案件本身都是比較輕微的刑事案件，社會危害性不大。且其都是雙方當事人可以在司法機關監督下自行協商處理的案件。(2)公訴案件中的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的輕微刑事案件，例如輕傷害、交通肇事、數額不大的盜竊、詐騙、搶奪等;(3)未成年人犯罪以及在校學生的案件、初犯、偶犯等。這里有必要說明的是，沒有直接受害人的例如涉及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以及貪污賄賂等案件就不能適用刑事調解。嚴重暴力性犯罪案件也不能不適用刑事和解，如果如果重刑能夠調解的話，刑罰就失去了意義，放縱甚至鼓勵罪犯，違背了刑事和解的本意。

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對刑事和解的監督與指導并不是空想出來的，它有著自身的法律依據以及實踐基礎。其法律依據主要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也就是說犯罪的情節是影響定罪和量刑的一個獨立的要素。量刑情節分為法定和酌定的量刑情節。常見的酌定量刑情節主要有犯罪后的態度，也就是指加害人在犯罪后是否能夠積極悔罪、及時采取有效的措施減輕危害影響、賠償被害人、取得被害人諒解等行為，這些行為大部分是刑事和解的內容，也就是說刑事和解能夠視為影響量刑的酌定從輕情節。其次，《刑事訴訟法》第142條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此項內容也就是說明了檢察機關的不訴權，是檢察機關公訴權的一部分。對于這種輕微的刑事案件，檢察機關有必要適用刑事和解，做出不起訴的決定。通過的《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第12條規定：“對于輕微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認罪悔過、賠禮道歉、積極賠償損失并得到被害人諒解或者雙方達成和解并切實履行，社會危害性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訴。確需提起公訴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從寬處理的意見。”這也給檢察機關對刑事和解進行法律監督提供了依據。

刑事和解制度也有著其實踐依據，首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刑事和解制度適應了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其根本意義是恢復被犯罪破壞的社會關系。對被害人而言，刑事和解制度承認并尊重其主體地位，注重保護其合法權益，對加害人而言，刑事和解制度給了其尊重和改過自新的機會，因和解而得以從輕或免予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責任，可以使其自然地回歸社會。其次，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要體現。刑事和解能夠減輕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矛盾，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促進加害人改過自新，使被害人從被害的狀態中解脫出來并得到相應賠償，修復因犯罪行為而被破壞的人際關系及社會秩序，是司法工作服務大局的有效舉措。再次，有利于降低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提高訴訟效率是刑事司法的要求，訴訟過程漫長既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也使訴訟當事人精神上不堪重負。即使刑事訴訟最終依法對犯罪進行了處理，但漫長的訴訟過程也會使訴訟結果的意義黯然失色。刑事和解操作快捷，不必動用大量人力，無需特定場所和繁瑣的程序，可以節省大量成本，在最短時間內及時解決糾紛，從而全面提高糾紛解決的效率。

二、檢察機關在刑事和解中的監督作用

檢察機關在進行刑事和解應當遵循四大原則：(1)雙方自愿原則。和解動議由加害人或被害人提起，雙方合意磋商，自主決定。任何人不得強迫和解。值得注意的是未達成和解不得作為從重情節。(2)法理并重原則。刑事和解應當符合道德規范、法律規定，不得損害國家、集體和他人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必須堅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適應、法律面前人人平三項基本原則，嚴格在法律范圍內和解，不得假寬嚴相濟之名行違法濫權之實。協議要符合道德規范，不得以損害公序良俗為代價強制和解。(3)公平正義原則。“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是檢察工作的主題，刑事和解當然要體現公平正義。在法律地位、人格平等前提下，也不排除體現實質平等的差別對待。也就是說，當事人經濟狀況、寬容度、及時了結訴訟的意志強度都有所不同，在賠償數額上難免有差異，但只要是自愿的，又不損害他人和公共利益，即可行。(4)效率效益原則。刑事和解的核心精神和落腳點是最少時間、最大限度地減少矛盾因素，增加和諧因素。就是說，要減少訴訟環節，節省訴訟時間，以最少的人力物力，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矛盾。

三、完善刑事和解檢察監督的幾項建議

目前,檢察機關刑事和解工作處于探索階段，有的地區檢察機關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規則意見，出臺了一些操作方法，內容還不盡一致，有的還在摸索階段。因此，刑事和解機制的規范化勢在必行。要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刑事和解制度，讓刑事和解有章可循應是當務之急。在解決這個問題上，重點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解決好同公安機關和法院的銜接，檢察機關的刑事和解要求公安機關的配合和理解，否則容易出現意見分歧。如果公安機關對達成的和解結果有異議，可能對不起訴決定或撤回抗訴建議提出復議、復核，導致案件處理上的“拉鋸戰”。如果刑事和解法院不予認同,會導致檢察機關刑事和解權威性的喪失，更加不利于此項工作的深入，順利開展。因此，刑事和解必須努力爭取公安機關和法院的理解和認同，在實體處理和程序運作上緊密銜接與溝通。

二是明確檢察機關在刑事和解中的訴訟地位由于檢察機關是認定和指控犯罪的控方，因此很難居中調停的“第三方”角色，而且，檢察機關作為刑事和解的運作主體，也不利于加害人和被害人自主意愿的表達。因此，檢察機關更應承擔刑事和解的組織、監督和確認職責。具體運作由調解組織等第三方來進行或者由加害人和被害人自行和解來完成。

三是要明確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圍和程序。在沒有正式刑事立法的情況下，最高人民檢察院應在加強調研研究的前提下對推行刑事和解機制進行規制，明確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圍、程序、期限和協議履行等方面問題,使刑事和解工作有章可循，避免隨意化。當前，刑事和解案件的范圍不宜過寬在操作程序上宜嚴，避免因刑事和解導致放縱犯罪和偵查懈怠。同時，要不斷總結刑事和解的工作經驗，逐步將檢察機關刑事和解機制列入刑事立法，推動刑事和解的法制化進程。通過相關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完成刑事和解制度的配套機制建設，更好的發揮刑事和解的社會調整作用。總之，刑事和解作為檢察機關的一項重要改革舉措,但尚未明確化、規范和法制化。因此，探索之路依然漫長，所面臨的問題會很多,檢察機關應在現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從解決刑事案件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統一的角度，結合我國國情和地區實際,積極穩妥地開展好這項工作，為刑事和解的刑事立法積累寶貴經驗。

綜上可以知道，檢察機關在刑事和解里面扮演的是監督的作用，檢察院作為一個監督機關，對于公安和法院都有一定的監督作用，他的監督作用可以有效的減少刑事和解里面的錯誤情況，避免侵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有其他問題咨詢可以登陸律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