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增補刑罰種類

關于在我國刑法典中增加新的刑罰種類，理論上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11]從內容上看，這些研究在思路上基本上都是將刑法典所規定的現行刑罰體系完全推倒，另起爐灶，重新設計刑罰體系。盡管其中很多分析不無道理，但是，客觀而言，其中某些設想缺乏一定的可行性，難以在短期內成為刑法規范。筆者認為，刑罰種類的增補應該立足于刑法典關于刑罰體系的現行規定，既要注意根據現實需要對現行刑罰體系進行適當的調整，又要注意與刑法典的現有規定進行恰當的銜接。基于此考慮，筆者認為，在我國現行刑罰體系中，可增補強制社會服務和保安處分兩種刑罰。

首先，增設強制社會服務，改進管制。緩解監獄人滿為患的壓力，但又保持刑罰對犯罪人的懲罰性質，是各國司法機關都要面臨并需要有效解決的共同問題。社區服務令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會服務令當時是針對監獄人滿為患問題的一個解決方案，及對犯罪人應更好地融入社區的顧慮的一種反應措施。該措施起先被視為罰金刑的一種替代安排，但是，現在被認為是替代關押性刑罰措施的。社區服務令要求犯罪人在社區內做一定時間(以小時為計算單位)的工作，可以被視為正常量刑過程的一部分內容。現在人們已經認識到，社區服務令比一個監禁判決更有意義、更為有效，且更加經濟。[12]除此之外，該措施所具有的開放性特征也有利于犯罪人的重新社會化，符合行刑社會化的要求。因此，筆者認為，可吸取社會服務令的合理之處，在我國刑法典中規定強制社會服務，即判處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內從事公益的社會服務，從而改進管制，增強其強制性。

其次，改造勞動教養，增設保安處分。目前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存在著性質定位模糊、收容對象寬泛、內容過于嚴厲、審批程序不嚴、當事人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濟、期限過長等弊端。從價值理念上看，它不符合現代法治國家保障人權的觀念，有違公平、正義原則;從法律根據上看，它與我國的《立法法》直接相違背，與《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處罰法》不相協調，明顯不符合國際人權公約的要求，背離了依法治國的內在需求。勞動教養制度設計的嚴重缺陷帶來了操作、執行過程中出現的種種詬病，成為國際社會指責我國法治現代化和人權保障狀況的焦點之一。勞動教養作為“強制性教育改造”的初衷，已經被其現實運作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嚴厲處罰性所取代;作為“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的最初考慮，則更是蕩然無存。可以說，勞動教養作為我國控制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其具體實施過程中所造成的對法治原則和正義理念的不良影響，已超過它對于維護社會治安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13]因此，正是存在這些弊端，為全面保障勞動教養適用對象的合法權益，理論上多主張將勞動教養改造為保安處分，規定于刑法典中，在程序上由人民法院來適用。保安處分在范圍上自然不限于類似于勞動教養這樣形式限制人身自由的。目前，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刑法典中明確規定了保安處分，從而將適用于實施了嚴重危害行為、但不構成犯罪之行為人的各種措施予以司法化。這種模式值得我國借鑒，因為不僅有利于將勞動教養予以司法化，而且還有助于將其他類似于勞動教養的較長期地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強制措施也予以司法化，實現刑事法治與行政法治的有效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