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數量與含量對量刑的影響

河南梅溪律師事務所郎建勇

毒品犯罪的社會危害嚴重，歷來是我國司法機關打擊的重點。多年來司法實踐已形成了一些毒品犯罪量刑的共識和經驗，但如何在毒品犯罪量刑中貫徹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原則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做到罰當其罪，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探討。本文擬就毒品數量與含量對量刑作一粗略分析。

一、毒品的數量與量刑

毒品數量直接反映出毒品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對定罪、量刑均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某些毒品犯罪中，如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種植毒品原植物罪，毒品數量具有犯罪構成要件意義，未達到一定數量標準就不能定罪。從整體上看，毒品數量對量刑的影響比對定罪的影響更大，在司法實踐中如何準確把握毒品數量與量刑的關系也是更為突出的問題。

毒品數量是決定刑罰輕重的重要情節。刑法分則根據毒品數量大小，規定了不同的刑罰幅度。確定了毒品數量，就可以直接依據刑法分則的具體規定找到對應的法定刑幅度。如果毒品系同一種類的，確定毒品數量的方法較為簡單，可以直接相加，累計計算。如果毒品系不同種類的，特別是有新類型毒品的，如何確定毒品的數量就是一個重要而又復雜的問題。目前，我國明確規定管制的精神藥品和麻醉藥品已有240多種，我國參加的有關國際公約規定管制的精神藥品和麻醉藥品更多達600余種，涉案的新類型毒品不斷出現。但刑法典只對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規定了鴉片、海*因、甲基苯丙胺3種常見毒品的數量標準。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制發的《關于審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標準有關問題的解釋》，進一步對苯丙胺類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大麻、可卡因、嗎啡、杜冷丁、鹽酸二氫埃托啡、咖啡因、罌粟殼等8種毒品，明確了“數量大”、“數量較大”的標準。但是，對于大量的新類型毒品，司法解釋尚未規定量刑的數量標準和換算方法。

不同種類毒品的換算，要求確定某一種類的毒品作為基準物。在美國，大麻是最流行的毒品，市場占有量最大，美國便以大麻作為毒品換算的基準物。在我國，海*因占80%，故以海*因作為毒品換算的基準物較為實用。但海*因本身也有純度問題，不同地域毒品犯罪案件中的海*因含量也不同，一般來講，越靠近毒源地，純度越高。

1994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關于禁毒決定的解釋》）第19條規定：“海*因的含量在25％以上的，可視為《決定》和本解釋所指的海*因。含量不夠25％的，應當折合成含量為25％的海*因計算數量。”按照這一規定，司法實踐中一般以含量25％的海*因為基準物，將其他毒品換算為海*因，如海*因為1，則可卡因1、甲基苯丙胺（****）1、嗎啡2、大麻4、鴉片20等。但對于其他新型毒品，如何與海*因換算，還沒有明確規定。據了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已經起草了《關于辦理二亞甲基雙氧安非他明、氯胺酮等毒品刑事案件以及規范毒品鑒定的指導意見》，擬規定這兩種和美沙酮、三唑侖、甲喹酮、氯氮卓、地西泮、溴西泮、**唑侖等9種毒品的定罪量刑數量標準。這個指導意見出臺后，必將促進毒品犯罪量刑的科學化、合理化。

雖然從刑法分則的相關規定看，數量是決定刑罰輕重的重要情節，但不能由此認為毒品數量是量刑的唯一標準，因為對任何犯罪的量刑，都要在分則具體規定的幅度內，同時運用總則相關規定來確定。“刑法總則存在許多一般原則、一般概念的規定。這些一般原則、一般概念的規定不僅指導總則的規定與對總則的解釋、適用，而且指導分則的規定與對分則的解釋、適用。所以，在解釋分則時，一定要以總則的規定為指導。”刑法總則關于量刑的規定有第六十一條的量刑根據和第五條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以及一些法定情節。因此，對毒品犯罪的量刑，決不能唯數額論，既要考慮毒品數量，也要考慮被告人的犯罪情節、危害后果、主觀惡性等多種因素，特別是自首、立功等法定情節以及酌定量刑情節，如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認罪態度等。當前，各類犯罪的量刑整體上存在著偏重數量，對影響被告人罪責的個人情況考慮不夠的現象，需要逐步扭轉。

二、毒品的含量與量刑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關于禁毒決定的解釋》，對毒品犯罪案件中查獲的毒品，應當進行鑒定。1997年后，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條明確規定對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等5種犯罪行為的毒品數量不以純度折算。但是，實踐情況紛繁復雜，完全不考慮毒品含量，可能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難以實現量刑公正。特別是近年來，毒品案件出現一些新情況，使法院量刑時不能不考慮毒品的純度問題。

這些新情況主要表現在：

一是海*因大量摻假。一般而言，走私入境的海*因純度普遍很高，即使摻進非毒品成分或其他毒品，其純度仍然較高。但近年毒販為了謀取更大利益，在摻假上大做文章，海*因大量摻假導致含量過低的現象越來越多。一般來講，毒品交易價格越低，含量也越低。有的案件從證據上反映出毒品價格很低，經鑒定毒品含量就很低，甚至個別案件的毒品含量僅為千分之幾。純度高的毒品的危害與純度低的顯然不同，前者存在進一步摻假從而擴大傳播面的幾率，社會危害性也更大。這種情況下，如不做毒品含量鑒定，對純度高的和純度低的同樣處刑，看似發揮了刑罰嚴懲的作用，但忽略了被告人行為危害程度的差異，實際上恰恰有失公正。

二是搖頭丸類毒品成分相當混亂。近年來，搖頭丸類毒品案件上升幅度很大，占案件總數的10%至15％。從查獲的搖頭丸的成分分析，大致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標準型，主要是含有純度較高的MDMA、MDA等若干種苯丙胺類毒品、苯丙胺類衍生物以及其他化學物質相混合制成的片劑。另一種是混雜型，其成分相當復雜，有海*因、甲基苯丙胺、大麻、麻黃素、咖啡因、解熱止痛藥等。在此情況下，以其中一種成分來認定毒品總數并不合理，有必要進行含量鑒定。

三是出現了較多新類型毒品。如氯胺酮（K粉）、美沙酮、安*酮、三唑侖、鹽酸丁丙諾啡（又名舒美啡）、普魯卡、苯巴比妥、“卡苦”、“六角”等。對這些新型毒品，刑法和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定罪量刑數量標準和明確的折算公式。刑事審判中遇到這些毒品，不做含量鑒定，就不能正確判斷涉案毒品的類型與危害性，就難以準確合理量刑。

鑒于上述情況，為了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部分毒品進行含量鑒定是很有必要的。從實踐出發，我們主張目前先對三種案件的毒品做含量鑒定：一是可能判處被告人死刑的案件，即使只有海*因一種毒品，也要鑒定其純度；二是有證據證明毒品可能被大量摻假的案件；三是成分復雜的新型毒品案件。對于有證據證明大量摻假，經鑒定查明毒品含量極低，確有大量摻假成分的，在量刑時應酌情考慮。特別是摻假之后毒品的數量才達到判處死刑的標準的，對被告人可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成分復雜的新類型毒品，應由專業部門鑒定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多少、吸毒者對該毒品的依賴程度。因條件限制不能確定的，可以參考相關毒品非法交易的價格等因素，決定對被告人適用的刑罰，判處死刑的應當慎重掌握。這樣做，有利于保證毒品案件的質量，有利于貫徹“少殺慎殺”政策，也有利于推動整個毒品犯罪案件的辦案質量。

當前，由于刑法規定毒品的數量不以純度折算，公安機關對查獲的毒品通常只作定性分析，不論含量多少，鑒定結論均表述為含有毒品成分。對該問題，應當堅持最高人民法院有關司法解釋的做法，待條件成熟時提出毒品含量鑒定和折算的立法建議，以實現毒品量刑的科學化和規范化。在刑法修改之前，法院可以同公訴機關或偵查機關協商，爭取進行含量鑒定。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由司法機關共同制定指導意見，解決鑒定問題。對于前述三類案件不予鑒定的，可以根據案情酌情判決，但原則上不適用死刑立即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