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65條規定規定：“醫藥治療費的賠償，一般應以所在地治療醫院的診斷證明和醫藥費、住院費的單據認定。應經醫務部門批準而未獲批準擅自另找醫院治療的費用，一般不予賠償;擅自購買與損害無關的藥品或者治療其他疾病的，其費用不予賠償。尚需繼續治療的費用，經有關醫療機構證明，可以一次性給付。”從法律角度來說，最高法院對此已經作出明確規定，依此執行就可以了，當事人雙方沒有必要爭論不休。但從實際生活角度來看，最高法院的這一解釋已經不符合目前的社會現狀。由此，最高法院在2003年頒布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取消了必須有轉院證明的規定。該解釋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醫療費根據醫療機構出具的醫藥費、住院費等收款憑證，結合病歷和診斷證明等相關證據確定。賠償義務人對治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異議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

根據新法優于舊法和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在新解釋實施之后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凡是遇到“轉院”爭議的，人民法院應該適用新解釋。具體來說，首先，人民法院不得依職權主動認定受害人無醫院轉院證明的醫療費用不合法。人民法院在認定醫療費用時，只能結合病例和診斷證明來判斷醫療費用是否合理。只要受害人醫療費用的支出符合醫院的診斷證明，并且具有連續性，法院就應該予以確認，而不需要考慮轉院的因素。其次，對治療必要性和合理性的證明責任應歸于賠償義務人。如賠償義務人僅以無轉院證明進行抗辯的，其不應發生對抗受害人主張的法律效力。

當然，最高法院作出第一個解釋的初衷是為了平衡受害人和致害人之間的利益，限制受害人不合理的支出。這一初衷在當時是有一定合理性的。90年代初，我國醫療領域基本實行行政化管理，市場開放性程度低，病人基本遵循就近的原則選擇醫院。當時，醫院實行全額財政撥款，基本沒有創收的沖動。醫院不會在轉院時考慮收入問題，轉院證明就基本能夠證明受害人后續治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因此，最高法院關于“轉院”的規定符合當時社會現狀。但隨著醫療服務市場化程度的加深，這種規定就不符合醫療服務市場的現狀。

首先、目前，醫院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病人向信譽好、醫療技術實力雄厚的中心醫院集中的傾向十分明顯。

其次、政府對公共醫療的投入卻完全不足以滿足人們對醫療的需求。這種現狀所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二級以下，甚至是三級乙等以下的醫院的病源嚴重不足，醫院的床位周轉率很低，甚至為零。這時，當有病人入住這些醫院時，醫生為病人出具轉院手續時所考慮的因素就不單純是病人的利益。

再次、醫學是一門依靠經驗傳承和實踐而不斷發展的學科。一名僅僅掌握理論的醫生不可能成為合格的臨床醫生。而病源較低的現實卻使這些醫生無法獲得提升其醫療技術所必需的實踐經驗。況且，醫患關系是一種建立在絕對信任基礎之上的法律關系，當病人同意將自身的生命和健康交由他人處置的時候，就應當允許病人隨時撤銷前述同意，否則，不足以保護病人的利益。

因此，從上述三個方面說，醫院是否出具轉院手續同轉院后受害人醫療費支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無聯系。受害人有權根據病情和醫療機構治療水平、技術條件、服務質量、患者信任度等具體情形選擇治療醫院，而不受就近就地選擇醫療機構和轉院須經原就診醫院同意的限制。只要受害人能夠向法庭提供自擇某醫院出具的病歷、診斷證明和醫藥費、住院費等相關憑證，這些證據并經法定程序得到認可，法院就應確認，就應依法判令侵權人賠償。侵權人作為賠償受害人醫療費的義務人，如果對受害人去其他醫院治療的醫療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出異議，則應負舉證證明的責任，否則，就應承擔受害人醫療費的賠償責任。

在目前各地的審判實踐中，就轉院問題的意見也不統一。有的省、市并不對轉院作硬性要求，而有的省則明確要求有轉院證明。例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其《關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交通事故受害人未經原住院治療的醫療機構同意，擅自轉院治療的，對其因轉院治療增加的費用，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確有因原住院治療的醫療機構不具備相應的治療條件又不同意受害人轉院或其他正當理由的除外”，雖然該規定列明了轉院要求的例外情況，但卻將證明除外情況的舉證責任負擔給了受害人。在醫患關系并不對稱的情況下，受害人證明除外情況幾乎不可能。而且，現實生活中患者去多家醫院就診的情況比比皆是，后來接診的醫院也并不要求患者提供前一個醫院的轉院證明，患者無法得知衛生行政部門關于轉院的規定，自然也就不可能在轉院的時候要求醫院開具轉院證明。人民法院以目前醫療服務實踐中并不實施的制度否認受害人的要求，顯悖常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5月1日施行后，《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已經自然失效，該《辦法》第39條規定的“交通事故的傷者和殘者需要住院、轉院、護理的，應當有醫院證明，并經公安機關同意。擅自住院、轉院、使用護理人員、自購藥品或者超過醫院通知的出院日期拒不出院的，其費用由傷者和殘者承擔。”不應當再作為審判的依據，然而，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對這方面沒有作出具體規定，很多審判人員在處理這一類案件時，仍根據《辦法》第39條規定，對擅自轉院、出院者所花費的醫療費用一律不予支持。在對待這一問題上，筆者不敢茍同這種的做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筆者認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處理民事賠償應以民法通則為準。如果對未經原治療醫院同意并經公安機關準許的傷者、殘者擅自轉院、住院、治療的情況，如果不區分實際情況，一律不予賠償，與民法通則中規定的公平原則相悖。且《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經不再授權公安機關行使這項權力，因此，對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傷害需要搶救和住院治療所花費的費用就應該賠償。《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沒有規定任何部門作為這方面的法定部門，立法的愿意是為了保障道路交通事故的傷者能得到及時的搶救治療，行政機關畢竟不是醫療專業部門，如果加設一個行政機關作為批準機關，勢必造成許多危重病人耽誤治療的情況，因為對病人治療的權威部門還是治病救人的醫療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