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是最高人民法院對人身損害賠償司法在實際刑事案件中的適用問題做出一個規范，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有關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的文章，歡迎大家閱讀了解！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理解與適用

(一)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統一了全國法院對生命權、健康權和身體權司法保護的規則和方法。

如前所述，建國以來，我國關于人格權的法律保護是比較薄弱的。“文革”之后，經過撥亂反正，立法機關制定了《民法通則》，確立了對生命權、健康權和身體權保護的基本規則，這就是第一百一十九條關于人身損害賠償的規定。由于法律規定不夠具體，以后出臺的一些法律和行政法規、司法解釋陸續規定了一些人身損害賠償的具體規則和方法，但內容不夠統一，發生了法律與法律之間、法律與行政法規之間、行政法規與司法解釋之間的一些“撞車”現象，形成了“政出多門”的情況。因此在司法實踐中，急需一部統一規定人身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統一對這三個權利的保護。

在此之前，最高法院頒發了《關于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開始，人們對這個司法解釋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夠給我國的人身損害賠償法律制度的發展帶來跨越式的進展。但是，這個司法解釋存在較多的問題，很多規定仍然不詳細、不具體。解決人身損害賠償法律制度的根本一環，還在于公布一部完整的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

因此，這個司法解釋應運而生，統一了人民法院人身損害賠償的基本規則和操作方法，對于保護人身權利，制裁侵害人身權利的侵權行為，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其實，這個司法解釋早就在醞釀之中。在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準備召開第五次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的時候，就考慮了要起草一部人身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由于那個時候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修改《民法通則》的司法解釋和民事訴訟法的修訂工作上，因此，沒有馬上進行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起草工作。但是，在“五民”會議之后，民庭對高級人民法院的人身損害賠償研究給予大力的支持和指導，使一些高級人民法院出臺了一些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的審判經驗總結，對于推動人身損害賠償案件的審理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93年開始，起草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工作正式開始，提出了草稿，反復進行修改，征求意見，逐漸形成了規模。在此期間，專家多次進行論證，最高法院民庭也多次征求專家學者意見。特別重要的是，在這個司法解釋草案基本成熟的時候，最高人民法院將其在網上和報紙上公布，廣泛征求各界意見，并在網上召開研討會，進行討論直播，各界人士提出了諸多的修改意見。

特別值得說明的是，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專門召開研討會，最高人民法院主管民事審判工作的副院長和民事審判庭負責人出席會議，就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草案的修改工作，廣泛進行討論，被學界譽為起草司法解釋的“專家與學者的高層對話”，對修改這個司法解釋提出了重要的意見，這些意見都吸收到了正式的司法解釋文件當中。

(二)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不僅解決了人身損害賠償的基本方法和規則，同時也補充了《民法通則》關于侵權責任立法的一些空白。

1986年通過的《民法通則》被稱為中國人的民事權利“宣言”，這一方面說明該法對人的權利的重視，同時也指出了該法具體內容還存在缺陷，還不夠完備。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從司法實踐需要出發，對于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補充責任、學生傷害事故責任、雇主責任等一系列侵權行為法的重要問題，都作出了具體規定，補充了立法的不足，推動了我國侵權行為法的發展。

這些制度是：

1.共同危險行為

共同危險行為是準共同侵權行為，在《民法通則》中沒有規定。現實中，這個制度是十分重要的，對于解決糾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司法解釋規定了這個制度，補充了立法的不足，為司法實踐提供了司法解釋依據。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四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為并造成損害后果，不能確定實際侵害行為人的，應當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條規定承擔連帶責任。共同危險行為人能夠證明損害后果不是由其行為造成的，不承擔賠償責任。”為實踐中處理共同危險行為侵權糾紛提供了依據。

2.未盡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行為

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行為，是一種新類型的侵權行為，近年來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一些在賓館、酒店、銀行、寄宿學校等殺人越貨的案件，理論上也對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創立了補充責任的規則。在現行法律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七條規定了消費者有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權利，第十八條規定了經營者有保障消費者安全的義務。經營者違反這樣的安全保障義務，造成消費者人身、財產損害的，就構成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行為。

但是這類侵權行為極為復雜，需要作出明確的規定，才能夠統一司法實踐的做法。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六條第一款規定“從事住宿、餐飲、娛樂等經營活動或者其他社會活動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未盡合理限度范圍內的安全保障義務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損害，賠償權利人請求其承擔相應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這是經營者的直接責任。第二款規定：“因第三人侵權導致損害結果發生的，由實施侵權行為的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安全保障義務人有過錯的，應當在其能夠防止或者制止損害的范圍內承擔相應的補充賠償責任。安全保障義務人承擔責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償。賠償權利人起訴安全保障義務人的，應當將第三人作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確定的除外。”經營者承擔補充賠償責任的法理依據，在于經營者違反應當積極作為的安全保障義務，使本來可以避免或者減少的損害得以發生或者擴大，增加了損害發生的幾率，因此經營者應當為受害人向直接侵權人求償不能承擔風險責任。讓無辜的受害人得到救濟，而讓那些侵害他人或者無視他人安全的人承擔責任和風險，符合司法正義的理念。如此規定就確立了統一的司法標準，對解決審判實踐中的眾多新類型案件具有重要意義。

3.學生傷害事故責任

校園傷害事故是近年來人民法院受理的侵權案件中一種常見、多發的案件類型。對校園傷害事故的責任承擔，審判實踐中存在較大爭議。一種觀點認為，未成年人到學校接受教育，事實上脫離了父母的監護，為保護未成年人的利益，當然發生監護權的轉移。因此，對學生傷害事故，學校應當承擔監護人的責任。我們認為，我國《民法通則》規定的監護制度以一定的親屬關系或者身份關系為前提，法律對擔任監護人的范圍有明確規定。監護職責不因未成年人到學校接受教育而當然發生轉移。教育機構依法負有對未成年人的教育、管理和保護義務，如果因過錯沒有盡到相應的義務，致使發生學生傷害事故的，學校應當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民事責任。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七條對學生傷害事故作了科學合理的規定，就是明確教育機構對學生傷害事故的責任，在性質上是違反法定義務的過錯責任，而不是《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條規定的監護人的責任。而且根據傷害事故的不同作了區分，首先規定對未成年人依法負有教育、管理、保護義務的學校、幼兒園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職責范圍內的相關義務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損害，應當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賠償責任;其次規定對未成年人依法負有教育、管理、保護義務的學校、幼兒園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職責范圍內的相關義務，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損害的，應當承擔與其過錯相應的賠償責任;最后規定了第三人侵權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而且學校、幼兒園等教育機構有過錯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補充賠償責任。

教育部于2002年3月26日通過，2002年9月1日施行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是關于學生傷害事故的規章，司法解釋對教育機構責任性質的界定，與該規章沒有原則分歧，而且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是國家最高審判機關對法律適用作出的解釋，對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具有約束力。可見，有關學生傷害事故的規范已經實現了規范化。

4.法人或其他組織責任

法人或其他組織責任在《民法通則》司法解釋中有一個不全面的規定，即第四十三條規定：“企業法人對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員的經營活動，承擔民事責任。”但該規定存在問題，只是規定了企業法人，在適用范圍上過窄，而且規定的也不具體，操作性不強。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八條第一款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以及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致人損害的，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一條的規定，由該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民事責任。上述人員實施與職務無關的行為致人損害的，應當由行為人承擔賠償責任。”該規定將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以及工作人員作了規制，不再以經營活動為區分，而是以是否為職務行為為區分，更具科學性。而且明確規定了準用《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一條的規定，操作性更強。另外，該條第二款還規定：“屬于《國家賠償法》賠償事由的，依照《國家賠償法》的規定處理。”這樣就可以使得本解釋與《國家賠償法》相銜接。

5.雇主責任

雇主責任在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中有一個程序性的規定，即第四十五條規定：“個體工商戶、農村承包經營戶、合伙組織雇傭的人員在進行雇傭合同規定的生產經營活動中造成他人損害的，其雇主是當事人。”但是近年來，隨著我國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在勞動關系領域里已實行全面的勞動合同制。在勞動法調整的勞動關系領域以外，也存在各種形式的勞動用工。不論是勞動合同形式的用工關系，還是勞務合同形式的用工關系，都是通過使用他人勞動獲得利益;同時，因使用他人勞動而使雇主事業范圍擴大或者活動范圍擴大，也相應增加了其他人因此受到損害的風險。可見該司法解釋的規定范圍過窄，而且還是程序性規定，實用性不夠。

根據利益和風險一致，風險和責任一致的民法理論，使用他人勞動獲得利益的人，當然要為雇員在勞動過程中的致他人損害的行為承擔責任。對無辜的受害人給予公平的救濟，使死有所葬、殘有所養，肉體的創傷得到救治，心靈的痛苦得以慰藉，這是一個法治社會最基本的正義觀念。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九條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致人損害的，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雇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人損害的,應當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的，可以向雇員追償。”這一規定使得雇主責任在法律規范中正式得以確立，必將對經濟生活起到應有的作用。雇主承擔替代責任，不僅有利于對受害人給予及時和充分的救濟，也有利于雇主加強對企業的管理，加強對勞動者、雇員的教育，提高自身的風險防范意識。需要強調的是，雇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人損害的，也要為自己的侵權行為負責，與雇主一起對受害人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雇主責任并非雇員恣意妄為的“避風港”，任何人都要為自己非法侵害他人人身權利的行為付出代價，承擔責任。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一條的規定，在確立雇主責任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在第九條規定了雇員致人損害的雇主責任之外，第十條又規定了雇員受害的雇主責任，即“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身損害，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而且為保護雇員，在存在雇傭關系以外的第三人責任時，該解釋規定了不真正連帶責任，即“雇傭關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員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可以請求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也可以請求雇主承擔賠償責任。雇主承擔賠償責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條擴大了賠償義務人的范圍，即“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因安全生產事故遭受人身損害，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雇主沒有相應資質或者安全生產條件的，應當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如此，使得雇員的合法權益能夠到得到更加有效、充分的保護。

6.定作人指示過失責任

在加工承攬中，致人傷害，現行的法律法規缺乏規定。但是這種傷害是一種客觀存在，需要進行規范，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在司法實踐中，大多對承攬人科以人身損害賠償責任，但有時損害發生的原因在于定作人指示或選任的過失，這就顯得有失公允。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條規定：“承攬人在完成工作過程中對第三人造成損害或者造成自身損害的，定作人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定作人對定作、指示或者選任有過失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如此規定，建立了一項針對承攬傷害的可行規則，即原則上由承攬人承擔人身損害賠償責任，定作人不承擔，但是定作人對定作、指示或者選任有過失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這一規定確立了統一、明確的標準，也使得實踐中的承攬傷害可以得到合理、合法、合情的解決。

7.工傷事故責任

工傷事故是一種很常見的事故人身傷害，這種事故是指各類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其他形式的勞動者在執行工作職責中，因公負傷、致殘、致死的事故。隨著我國步入工業社會，工傷事故傷害大量增加，需要予以科學合理的規制。

工傷保險與民事損害賠償的關系，在審判實踐中長期存在爭論。從性質上看，工傷保險屬于社會保險范疇，與民事損害賠償性質上存在根本的差別。但是，由于工傷保險賠付是基于工傷事故的發生，與勞動安全事故或者勞動保護瑕疵等原因有關，因此，工傷事故在民法上被評價為民事侵權。這就產生了工傷保險賠付與民事損害賠償的相互關系問題。已于200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工傷保險條例》，對工傷保險作了詳盡的規定，但是未能明確工傷保險與民事損害賠償的關系。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二條規定：“依法應當參加工傷保險統籌的用人單位的勞動者，因工傷事故遭受人身損害，勞動者或者其近親屬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用人單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告知其按《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處理。因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造成勞動者人身損害，賠償權利人請求第三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這一規定對工傷保險與民事損害賠償的關系予以明確。相對于民事損害賠償而言，工傷保險具有特殊的自身優點，發生工傷事故，屬于用人單位責任的，工傷職工應當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不能再通過民事訴訟獲得雙重賠償。但如果勞動者遭受工傷，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權行為造成，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賠償責任。例如職工因工出差遭遇交通事故，工傷職工雖依法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但對交通肇事負有責任的第三人仍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

8.幫工人的損害賠償責任

隨著社會的發展及人們思想道德的提升，幫工在我國大量存在。但是由于立法的滯后，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未對幫工作出任何規定，這也使得其處于法律真空地帶，不利于對幫工人合法權益的維護，也不利于整個社會的發展。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三條、第十四條對幫工作出了詳盡的規定。首先明確規定為他人無償提供勞務的幫工人，在從事幫工活動中致人損害的，被幫工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是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不承擔賠償責任。值得注意的是，幫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賠償權利人可以請求幫工人和被幫工人承擔連帶責任。其次規定幫工人因幫工活動遭受人身損害的，被幫工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但是被幫工人明確拒絕幫工的，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圍內予以適當補償。最后規定幫工人因第三人侵權遭受人身損害的，由第三人承擔賠償責任。但第三人不能確定或者沒有賠償能力的，可以由被幫工人予以適當補償。如此規定，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規范，使得幫工人致害、受害都得到了完善地解決，既保護了幫工人的合法權益，又保護了其他受害人的合法權益。

9.制止侵害的補償責任

在社會生活中，我們將制止侵害的行為稱之為見義勇為的行為。我們的社會鼓勵見義勇為的行為;我們的道德也贊賞見義勇為的行為。但是由于我國法律法規中缺乏對見義勇為的規定，使得有些人在制止侵害后，出現了“流血又流淚”的現象。

為了給見義勇為行為人提供全面的司法保護，使其受到損失后能得到相應的補償，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五條規定：“為維護國家、集體或者他人的合法權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損害，因沒有侵權人、不能確定侵權人或者侵權人沒有賠償能力，賠償權利人請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圍內予以適當補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該條從公平原則出發，對因見義勇為遭受人身損害的賠償權利人作出以下具體規定，以保護其合法權益：

第一，沒有侵權人，例如為搶救落水兒童而獻身;

第二，不能確定侵權人，例如為制止犯罪遭受傷害，案件未能偵破的;

第三，犯罪分子或者侵權人沒有賠償能力的。

在以上三種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據賠償權利人的請求，判令受益人在受益范圍內對受害人的損害予以適當補償。

受益人非侵權人，其承擔補償責任并不是因為其有過錯，而是基于對損害的分擔。從侵權損害賠償的角度看，因見義勇為遭受人身損害的受害人，與受益人應當是利益共同體。他們共同面對危險、面對侵害;而見義勇為者以自己慷慨赴險的壯舉，使受益人轉危為安。對受害人的救助，從長遠來看應當是社會的責任。但在缺乏相應機制的條件下，作為利益共同體的受益人，適當分擔損害，給受害人以補償，是符合公平原則的。這在客觀上也有助于弘揚正氣，有助于發揚中華民族扶危濟困的良好道德風尚。

10.物件致人損害責任

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六條對建筑物或者其他設施及建筑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致害作了規定。但是這一規定并不周延，在司法實踐中，出現許多無法明確適用該條的規定，如路旁大樹上的樹枝落下傷人。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六條規定：“下列情形，適用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六條的規定，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擔賠償責任，但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一)道路、橋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構筑物因維護、管理瑕疵致人損害的;(二)堆放物品滾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損害的;(三)樹木傾倒、折斷或者果實墜落致人損害的。前款第(一)項情形，因設計、施工缺陷造成損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與設計、施工者承擔連帶責任。”該規定拓寬了《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六條的適用范圍，為司法實踐中出現的物件致害責任確立了規則。

(三)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集納司法實踐經驗、汲取法學理論營養，對于推動侵權行為理論研究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民法通則》實施以來，人民法院在保護人的生命權、健康權和身體權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司法實踐經驗。在理論上，學者進行深入探討，對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了重要的主張和意見。例如，共同危險行為理論、定作人指示過失責任理論等，都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實踐經驗。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集納司法實踐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也是對司法實踐和理論研究的充分肯定，對于完善中國人格權司法保護的實踐和侵權行為法理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吸收民法侵權行為法理論研究成果方面，最重要的有以下幾個問題：

1.關于共同危險行為的理論研究成果

關于共同危險行為的理論研究，是在《民法通則》公布之后，由于《民法通則》只規定了共同侵權行為而沒有規定共同危險行為，因此在實踐中出現了對于共同危險行為無法確定侵權責任的問題。學者在理論中提出，應當確立共同危險行為的規則，以保護受害人的損害得到救濟。后來，司法實踐采納學者的意見，依據共同危險行為的規則，判決了很多共同危險行為的案例，積累了司法經驗。例如，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判決的馬金林、張亞輝訴傅敏吉等人身損害賠償案件，傅敏吉等三名兒童在15層樓玩耍，每人持一個舊酒瓶向樓下投擲，其中一個瓶子打在馬金林和張亞輝的2歲孩子馬超頭上，造成死亡。法院按照共同危險行為規則，確定三被告承擔連帶責任。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采納理論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制定了關于共同危險行為的司法解釋。

關于共同侵權行為的構成要件，有主觀與客觀兩種學說。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三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過失致人損害，或者雖無共同故意、共同過失，但其侵害行為直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后果的，構成共同侵權，應當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條規定承擔連帶責任。”根據這一規定，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對共同侵權的構成要件系采取客觀說，不以當事人有意思聯絡為必要。只要數人實施的加害行為相互直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后果，其行為具有關聯共同性，即構成共同侵權，應當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條規定承擔連帶責任。客觀說較有利于保護受害人的利益，也是共同侵權理論的一個發展趨勢。但對于數個原因間接結合發生同一損害結果即多因一果的情形，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規定應當按照過錯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承擔責任。

關于受害人僅免除部分侵權人責任的效力問題，有絕對免除與相對免除兩種觀點。傳統民法理論認為，受害人僅免除部分侵權人責任的，對全體被訴共同侵權人發生絕對效力，即“免除一部等于免除全部”。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根據理論的最新發展和審判實踐，對這種免責表示采納相對效力的觀點，以充分尊重債權人對自己權利的處分自由，同時平衡各債務人之間的利益。

2.關于定作人指示過失責任的理論研究成果

定作人指示過失的侵權民事責任，是指承攬人在執行承攬合同過程中，因執行定作人的有過失內容的定作或指示而不法侵害他人權利，造成人身傷害或者財產損失，應由定作人承擔損害賠償的特殊侵權民事責任。對于這種侵權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沒有更多的案例，但是在理論上是存在的。因此學者提出意見，應當借鑒美國侵權行為法和日本民法的立法經驗，建立定作人指示過失責任。并且提出定作人指示過失人身損害賠償責任須定作人的定作或指示有過失、須因執行定作人就定作或指示有過失的承攬事項、須承攬人有不法侵害的行為、須第三人人身有損害與須定作人不能為免責的證明。這是傳統侵權行為法定作人指示過失責任的理論。在目前，定作人指示過失責任在實踐中具有急迫性，這就是，類似于家庭裝修中，如果造成他人損害，究竟是由承攬人承擔責任，還是由定作人承擔責任，急切地需要解決。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理論，就是定作人指示過失責任學說和規則。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接受了這種意見，在第十條作出了規定，在吸收現有定作人指示過失責任的理論研究成果基礎上作了較大的發展。主要表現在：首先，根據定作人是否有過失，對承攬人在完成工作過程中，對第三人造成損害或者造成自身損害的人身損害賠償責任承擔做了區分，即定作人無過失不承擔賠償責任，定作人對定作、指示或者選任有過失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其次，定作人指示過失責任的賠償義務人范圍有了拓展，不僅對第三人的侵害，而且對承攬人自身的損害，都要承擔人身損害賠償責任;再次，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對定作人指示過失范圍也進行了擴充，從僅僅是指示過失發展到了定作、指示或者選任有過失。這些都是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對現有理論的汲取，同時對定作人指示過失責任作了重大發展。

3.關于未盡安全保障義務的補充責任的理論研究成果

近年來，由于有些經營者在安全保障上存在問題，給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機，出現了犯罪分子在酒店、銀行等經營場所殺人越貨的事件。受害人往往在向犯罪分子索賠不能的情況下，單獨起訴酒店、銀行等要求賠償。這實際上就是經營者未盡安全保障義務時的補充責任問題。補充責任，是指多數行為人就基于不同發生原因而產生的同一給付內容的數個責任，各個負擔全部履行義務，并因行為人之一的履行行為而使全體行為人的責任均歸于消滅的人身損害賠償責任形態。但過去的侵權法立法未能提供受害人行使此種請求權的法律依據。在起草民法典侵權行為法的過程中，專家多次研究這個問題，確定了一個基本的思路，就是確立補充責任的概念和規則，并把這個意見寫進了法律草案建議稿和草案當中。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根據我國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審判實踐中積累的經驗，結合民法理論上的社會活動安全注意義務理論，在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第六條對安全保障義務的范圍和違反義務時的責任界限進行界定。根據該規定，從事社會活動應當對相關公眾的安全給予合理的注意，疏于注意造成他人人身損害的，安全保障義務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在第三人侵權的情形，安全保障義務人沒有盡到注意義務的，應當承擔補充賠償責任。該理論旨在解決不作為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問題，對解決審判實踐中的眾多新類型案件具有重要意義。

4.關于物件致害責任的理論研究成果

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的是物件致害責任。但是這一規定并不周延，在司法實踐中，出現許多無法明確適用該條規定的情形，如路旁大樹上的樹枝落下傷人。對此，在理論上有兩種不同的見解，有的學者主張是普通的民事賠償責任，有的學者認為公共構筑物致害責任屬國家賠償責任，由國家賠償法所調整，適用《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一條。在司法實務上，判例認為屬普通的民事賠償責任，由《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六條所調整。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貫徹了司法實務中的觀點，第十六條規定：“下列情形，適用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六條的規定，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擔賠償責任，但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

(一)道路、橋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構筑物因維護、管理瑕疵致人損害的;

(二)堆放物品滾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損害的;

(三)樹木傾倒、折斷或者果實墜落致人損害的。

前款第(一)項情形，因設計、施工缺陷造成損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與設計、施工者承擔連帶責任。”這表明對物件致害責任按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六條的規定處理，實質上是一種因特殊侵權行為引起的人身損害賠償責任。

(四)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立足司法實踐，解決司法實踐急需，為制訂我國民法典提供了借鑒。

我國立法機關已經將民法典制定工作了納入了重要的立法日程，正在加緊進行。民法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侵權行為法，人身損害賠償就是侵權行為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最高司法機關對此作出司法解釋，在實踐中執行，可以不斷積累經驗，對制定民法典的侵權行為法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當前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大量的人身損害賠償新型案件，比如關于高空拋擲物致人傷害案件，有的是高樓上的煙灰缸落下傷人，有的是水泥石塊落下傷人，還有的是木墩落下傷人，針對這種類型的案件，各地法院做出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裁判。對人身損害賠償新型案件缺乏統一的司法標準，出現對立的裁判，有損于司法權威，不利于保護有關當事人的合法人身權益，也與我國“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未洽。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出臺對此作了明確統一的規定，這種基于司法實踐、解決司法實踐中的亟需的功能，必將對司法實踐起到良好的指導作用。

我國正在制定民法典，但這不是一項容易的事情，需要諸多方面的經驗積累，其中司法實踐中的經驗非常重要，“當代人的社會實踐中已經形成或正在萌芽發展的各種非正式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資源”。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出臺，對司法實踐中的經驗加以吸收，使之更加科學合理，操作性更強。如此，既完善了人身損害賠償，保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還豐富了侵權行為法。這必將對我國民法典的制訂起到有益的借鑒。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規定，還吸收了民法典起草中的最新理論成果和經驗，例如，關于經營者的安全保障義務的規定，就是在理論上的一個最新發展。我們結合審判實務，對安全保障義務的范圍、責任界限，以及訴訟結構都進行了認真的探索，形成了具有操作性的具體規范。這些探索的成果必將對侵權行為法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入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必將為民法典的起草制定提供有益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