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題]法學與實踐

[關鍵詞]信息公開/知情權/隱私權/權利保護

[正文]

中圖分類號：D9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462X（2004）04-0037-05

一、新聞采訪中的“暗拍”與公民隱私權的沖突

最近幾年，新聞記者在新聞采訪（尤其是“暗拍”）中，經常發生和公民的隱私權相沖突的事例和案例。“暗拍”在揭露腐敗、違法、犯罪等社會丑惡行為和現象中成為一個很有效的手段，加之在中央級的一些權威性媒體上不斷地播出和頻繁出現，無形中起到一種“示范”作用和“合法性暗示”作用，進而越來越成為新聞機構尤其是電視媒體的“法寶”，[1]成為媒體發揮新聞輿論監督作用的重要手段。客觀地講，這種通過“暗拍”而揭露出的腐敗、違法、犯罪行為為數不少，對于及時破獲案件，遏制腐敗、違法、犯罪行為，發揮新聞輿論監督作用等方面的確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是這種手段的運用，并沒有合法的法律依據，[2]且難免會侵犯公民的隱私權、肖像權、名譽權等人格權益，由此也必然會帶來與此相關的權利沖突問題。此外，它潛藏著的一個深層問題是：由于播出的“暗拍”大多是用來揭露腐敗、違法、犯罪嫌疑的，而因暗拍侵犯公民隱私權、肖像權、名譽權的事例很少會出現在媒體上，在有的情況下，記者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去暗拍采訪和調查，這就更增加了這種暗拍行為的正義性和悲壯性。目的的“正當性”掩蓋了手段的非正當性；小的不正義被大的不正義所沖淡和掩蓋，程序正義讓位于實體正義。這正好和我們長期以來養成的忽視程序的傳統相吻合。這樣長而久之，會更加劇我們不重視程序的傳統和習慣，對法治的塑造是很不利的。但是，由于“暗拍”的有效性和“正義性”，在中國目前腐敗現象屢禁不止且程序性行為并不奏效的情況下，這種暗拍行為便獲得了它的社會基礎和政治支持。但它由此而付出的代價和產生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是：記者采訪權的限度是什么，采訪權合法行使的方式是什么以及公民隱私權保護的限度又是什么。與此相類似的權利沖突的案例和事例還有前些年張*謀導演的電影《秋菊打官司》中被偷拍的婦女賈*花訴**電影制片廠侵犯肖像權案，和近幾年來北京、上海等地興起的帶有“私人偵探”性質的所謂“民事事務調查所、安全事務調查所”等。[3]

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證據規則的司法解釋帶來的新問題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31日發布了一個《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2002年4月1日施行）的司法解釋，其中規定：“只要不違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規定，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不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德，未經對方同意的錄音錄像也可作為證據。”這個解釋公布后，一些媒體打出了“偷拍偷錄證據有效”、“偷拍偷錄合法化”的標題文章，一些靠偷拍、盯梢謀生，一直游走在法律邊緣的私人偵探也從這個規定中誤讀出他們的行為從此可以“合法化”的“依據”。英國《經濟學家》2002年7月20日發表了一篇報道，題為《中國私人偵探業：非法但紅火》。該《參考消息》2002年7月25日第8版報道，2001年中國通過的新《婚姻法》規定，離婚時有過錯一方要付給無過錯一方經濟賠償，于是，請私人偵探搜集婚外情證據的人越來越多。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認為公民通過合法渠道獲得的秘密錄音錄像制品在民事案件中可以被法庭采納，“此舉促進了該行業（即私人偵探業）的發展”。以前法院對當事人采取偷拍偷錄手段獲取的證據一律不予采用，但是按照新證據規則關于“非法證據”的判斷標準，采取偷拍偷錄手段獲得的證據有可能被法院認可。由于新證據規則對搜集證據的主體未做出明確的規定，在當事人舉證困難，法庭又因客觀原因而無法搜集證據的情況下，必然有一些當事人要通過種種渠道，想方設法借助“朋友”或者“熟人”的力量，進行秘密搜集證據的工作。中國的“**摩斯”將從夢幻降臨人間，法律該給他們規定點什么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