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法商研究》2011年第1期（總第141期）【摘要】建立和完善財產申報制度，解決其與隱私權保護之間的沖突問題，并非單純以隱私權的限制為代價，對隱私權的限制亦有限度。我國的財產申報制度不能一味強調對公職人員隱私權的限制而忽視必要的保護。必須在制度上充分考慮隱私權保護的需要，對財產申報制度設定合理的界限：在申報主體范圍上，應以職位與公眾有密切關聯的公共官員”為限；在財產申報內容上，應以個人與外界公共場合發生廣泛的社會領域”為限；在財產申報公示上，應對財產申報資料的查閱或使用加以限制，防止財產申報資料的不當利用與傳播，減輕申報人因個人財產信息被過度曝光導致的隱私憂慮。只有實現財產申報制度與隱私權保護的平衡，才能打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示的隱私權顧慮，讓財產公示變成現實。【關鍵詞】財產申報制度；財產申報公示；隱私權【寫作年份】2011年【正文】備受關注的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其實早在16年前就已著手建設。199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正式將財產申報法列入立法規劃。199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以下簡稱《1995年規定》），200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了《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但是，在這些規定中財產公示制度始終缺位。2009年初，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勒泰地區、浙江省慈溪市兩地率先對部分基層領導干部的家庭財產進行公示試點，這些實踐被認為具有破冰”意義。[1]隨后在2009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夕，溫家寶總理在與網友在線交流中指出：我們說要實行政務公開，也要對官員的財產收入實行公開……我們正在積極準備這項工作。”[2]然而，遺憾的是財產申報公示并未如期而至。2010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以下簡稱《2010年規定》）。《2010年規定》雖然進一步完善了我國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制度，但仍然缺少具有關鍵意義的公示環節。財產公示之所以遲遲不能兌現，很大程度上與公職人員的強烈反對有關。有調查顯示，在阿勒泰地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其他一些地、州、市公務員中，反對者占七成，無所謂者占二成，堅決支持者僅占一成。[3]另據一位全國人大代表的調查，對官員財產申報”持反對意見的官員高達97%。[4]公職人員的反對固然并不完全合理，但也不容輕視。制度不僅要建設，更在于落實。如果忽視公職人員包括隱私權在內的合法權益的保護，缺少公職人員對財產申報公示的理解與認同，即使規定了財產申報公示制度，也難以順利推行。我國的財產申報制度能否順利邁向財產公示，必須認真對待申報人的隱私權保護問題。一、隱私權保護與財產申報制度的沖突隱私權是權利譜系中的新生權利，最早是由美國學者沃-倫和**代斯于1890年在《哈佛法律評論》第4期發表的《隱私權》一文中提出的。[5]最初，隱私權意味著與個人私生活有關的信息不予公開以及屬于私事的領域不受干涉的自由，是一種要求他人放任自己獨處而不受打擾的權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特別是進入20世紀60年代之后，由于握有龐大資源和先進技術的國家日益構成對公民私生活權利的重大威脅，因此隱私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在各國的憲政實踐中相繼得到確認。[6]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并沒有隱私權的明確規定，但其第3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第3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從這些規定中我們都可以推導出隱私權作為一項基本權利的憲法地位。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我國民眾權利意識的不斷加強，對個人隱私的保護已逐漸成為國人生活中的一項基本的權利訴求。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隱私權意味著公民享有自身的私人信息、私生活以及私人事務不受恣意侵擾的權利。而財產申報制度強制性地要求申報人申報其個人財產信息并進行公示，不可避免地與隱私權之間產生沖突。因此，如何平衡財產申報與隱私權的關系也成為各國財產申報制度的基礎理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