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晉安區人民檢察院正式對這個制販假發票團伙提起公訴。

這個“發票造假家族”在福建公安機關的“秋風行動”中被“一掃而光”，7個團伙共78人全部落網，24萬多份各類假發票被繳獲。因該案可開票數額高達131億元，當時被冠以“全國最大制售假發票案”。

時過一這起由公安部督辦的大案塵囂再起，而吸引目光的已不再是巨大的開票數額，而是其與眾不同的作案手法——注冊空殼公司，以公司名義向稅務機關申領發票，然后對真發票進行大量復制，整個過程謹守“誠信經營”原則，只賺取稅點，而不騙取任何額外錢財……

，走進負責偵辦該案的晉安區公安分局，試圖進一步了解該團伙的作案新伎倆。“這種作案手法要最終成功，需同時具備三個條件，‘一條龍’的制假售假鏈條、巨大而特殊的買方市場、有關職能部門的工作疏漏。”福州市晉安區公安分局的辦案人員這樣總結道。

模式——以假亂真“誠信經營”

“提供增值稅專用發票，價格便宜，100%真票，包認證通過，驗票后付款”———2007年夏天，這樣的短信頻繁出現在福建省各地，引起了正在進行治理涉稅違法信息專項行動的福建警方的注意。

順著群發短信的手機號碼調查，警方發現大部分信息中提供的聯系電話都來自于幾家身在福州臺江、鼓樓等區、正式注冊的“貿易公司”。

民警當即以購買者的身份與幾家“公司”進行了聯系，電話中面對民警的盤問，“工作人員”堅稱所開發票系從稅務機關正規申領。

但是，這幾家“公司”出售發票，針對不同的行業按1.5%至5.5%收取稅點，其中一些比稅務部門的稅點還要低2%至3%，那么，在這虧本生意的背后到底隱藏著怎樣的利益呢?

不久，民警在“開票”公司的經濟往來賬戶中找到了答案：原來，由鄭某、陳某等人領導的團伙從2006年7月開始，在福州、三明等地先后成立了35家空殼公司;2007年上半年，陳某從鄭某團伙中分裂出來，又自立門戶注冊成立了11家空殼公司，自成體系地開展制售假發票業務。

“鄭某等人通過這些空殼公司，向稅務部門申領發票，并尋找上線進行大規模復制。復制后，再以真發票的名義向企業、行政事業單位出售。”晉安區公安分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潘某向詳細解釋了假發票團伙的“銷售”模式，“假如我要開買海鮮的發票，面額50萬元。而鄭某團伙擁有海鮮銷售的空殼公司，我就把50萬元先打到他的賬戶上，鄭某扣除了他要收取的稅點后，再通過另外的戶頭把錢還給我。我同時也拿到了我要的發票，而這樣一個流程只要24小時就可以操作完畢。”

潘某告訴，這一團伙走這樣一條“彎路”是為了確保鄭某的賬戶上有資金流動的記錄，“鄭某等人以‘誠信’為原則，客戶交給他們的錢沒有少過一分，加上鄭某等人要的稅點和稅務局的稅點相差無幾，有的甚至還要高于稅務局的稅點，所以大家始終相信他開的是真發票無疑。”

土壤——“產供銷”一條龍服務

據了解，鄭某團伙在此次落網的7個制販假發票團伙中屬于核心環節，但其之所以能夠在最短時間內為客戶提供大量“真”發票，并自成一派，很大程度上還是要仰仗于他的上線———胡某團伙。

在7個團伙中，胡某團伙可謂“一枝獨秀”，不但人員最多、組織最嚴密、分工最明確，而且有著自己獨立的“產、供、銷”資源鏈條。

以胡某為首的這個團伙攬接全國各地制假業務，通過中間人或自己聯系制假廠家從省內外進貨，并能根據客戶需要大量克隆、復制和批發;中間級以王某等為首，負責“跑大單”、搞批發;底層級則是散落在福州火車站、省府路等路段、公共場所分段包干的人員和零售掮客。

據犯罪嫌疑人供述，來自于鄭某的大單生意，都是由胡某親自負責。接到“訂貨”后，胡某便立馬以每本80元的價格轉到另一個團伙———以劉某等人為首的制假團伙手上。

劉某制假團伙共有8人，專門承攬制假生意，除了制造假發票外，也仿造假證件、私刻公章。他們從外省非法廠家購買大量特殊的增值稅發票、銀行定期存單等紙張，將胡某新提供的真發票進行復制，“克隆”出同樣代碼、同樣編號、同樣式樣、同樣防偽標識的發票，按不同面額以每本120至130元甚至每本500元的價格，把假發票返銷給鄭某等人。

推手——龍頭企業“成就”買方市場

“假發票”在我們的生活中并不鮮見，而涉及假發票的案件也是屢見報端，但是在這起案件中，假發票的購買者卻是“與眾不同”。發現，以往購買假發票的大多為個人，而這起案件中，行政事業單位、建筑龍頭企業竟成為了假發票“買方市場”的主體。

據了解，案發后，福州市曾召開了一個由受票企業法人代表和財務負責人參加的約談大會，其中共有551家涉案企業參加，追繳了7000萬元的稅款。

“在對這幾個團伙成立的32家開票公司的銀行賬戶以及公司的‘內賬’進行調查時，我們發現有985家受票單位，其中包括企業820家，行政、事業單位28家，無法確認的100家。”潘某告訴“實際上這些單位有的并不知道購買的是假發票。之所以購買發票，主要出于以下幾個原因：一種是虛假報銷，從而達到職務侵占的目的;一種是經營者用于虛報成本，降低利潤逃避稅收;另一種則是一些拿不到發票卻不得不使用發票的人。”晉安區公安分局經偵大隊副教導員林偉告訴，這三類是制販假發票團伙的主要生意源，尤其是第三種。

“我們在承包大工程時，一般都要找一個公司作為掛靠單位，再以掛靠單位的名義與業主簽訂合同。可是，工程款結算時，我們還必須提供發票。一個個體的包工頭實際是拿不到發票的，我們就只能選擇去買發票。如果包工頭實在無處購買發票，掛靠的建筑企業也會大額度地統一購買發票，購買發票的錢從包工頭的工程款中扣去。”廈門市海滄區一個建筑工程包工頭向這樣解釋自己“不得以”購買“發票”的原因，“所以，有的看上去是大公司買的，其實最后還是落到了我們這些私人的手里。”

據了解，為了滿足各種行業的需求，鄭某等人的空殼公司涉及建筑、運輸、文化藝術、貿易等十余個行業。

“幫兇”——管理漏洞成為可乘之機

辦案人認為，制販假發票的團伙之所以能夠“潛伏”這么長時間且“生意興隆”，手段高明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有關部門工作中的疏漏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他們。

“仔細分析鄭某團伙作案的過程會發現，若要最終售賣出假發票，需要通過幾個‘關卡’。”潘某逐一為作了分析。

第一關，鄭某等人要注冊空殼公司，必須經過工商部門。據了解，目前社會上存在一種專門為個人注冊公司的代理機構，只需幾千元，該機構就能將注冊公司所需的所有手續辦好，連規定的注冊資本都不需要。

而按照公司注冊的法定程序，至少法人身份證必須能夠對上，注冊資本也應到位，否則就是抽逃注冊資金，屬違法行為。在調查中，警方發現這些團伙所擁有的空殼公司法人分別為十余個不同的人，有的甚至只是小區的保安。“他只是借了一下保安的身份證，便把公司注冊下來了。”潘某認為，工商部門在注冊企業的資格審核上存在漏洞。

第二關，鄭某團伙以公司名義每個月向稅務機關申領發票，一般只使用一張用于大規模復制，其余歸還稅務機關。企業對“克隆”發票真偽辨別能力不足，但發票最終會交回稅務機關，克隆的發票與“空殼公司”歸還稅務機關的發票編號會有重疊，稅務機關并未對此進行審核。

第三關，鄭某與“顧客”間的轉賬非常頻繁，且按規定每天的轉賬額度有限定，對于剛設立就有大量資金進出及提現行為的賬戶，金融機構也有監管職責，但鄭某的轉賬卻一直很順利，這說明金融機構的監管存有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