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而任務的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面對跨境經濟犯罪的嚴峻挑戰，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堅決貫徹落實打擊跨境犯罪的國際條約和宣言

聯合國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為國際合作打擊和預防跨國有組織犯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也是國際合作的最高形式。

世界各國在打擊有組織經濟犯罪時，可以借鑒《公約》中有關刑事司法協助和執法合作方面的規定，以提高打擊有組織經濟犯罪的效率。《公約》要求締約國在對本公約所涵蓋的犯罪進行的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程序中相互提供最大程度的司法協助。另外《公約》中規定的“特殊偵查手段”，如“各締約國均應在其本國法律基本原則許可的情況下，視可能并根據本國法律所規定的條件采取必要措施，允許其主管當局在其境內適當使用控制下交付并在其認為適當的情況下使用其他特殊偵查手段，如電子或其他形式的監視和特工行動，以有效地打擊有組織犯罪”，也必然為偵查有組織經濟犯罪提供有效手段。

這些規定，是國際社會與跨國有組織犯罪作斗爭的經驗總結，體現了國家主權與國際合作相結合的原則。當然《公約》還需要各個締約國認真履行和遵守，才能真正發揮它應有的作用。

(二)加強國家間和地區間的刑事司法合作

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犯罪，世界各國已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這些努力在懲治和防范經濟犯罪上還遠遠不夠，特別是在司法合作方面還尚處于起步階段，面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這要求各國在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執法交流與合作，共同打擊跨境經濟犯罪，維護各成員國和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經濟穩定。

第一，各國應進一步加強司法交流與合作，建立各國執法機構相互間的高層會晤機制，交換經濟犯罪信息和最新動態，互相協查辦案，交流辦案經驗加強制法合作并形成制度;廣泛開展各國執法機構間跨境經濟犯罪的聯合偵查和國際協查，開展國際區域警務合作。

第二，各成員國政府應規范金融機構管理，廢除或修改阻礙對犯罪分子進行調查取證的銀行保密法，建立金融情報系統，實現簽約國之間的信息資源共享。比如，目前，中國已實現儲蓄實名制，并將逐步完善對大額資金跟蹤調查及管理等制度。

第三，通過簽訂條約和完善立法，將緝捕犯罪嫌疑人作為合作打擊跨境經濟犯罪的重要內容。各國執法機構除了在雙邊條約和國際公約及執法合作基礎上積極開展引渡、遣返行動外，應當建立交換在逃犯罪嫌疑人名單制度，以便及時查找逃犯的行蹤，為引渡、遣返工作打下基礎。如我國2000年12月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法》，為引渡犯罪嫌疑人提供了法律依據。

(三)在法律適用上堅持打防兩種手段相結合

經濟犯罪立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快地促進經濟發展，而不是單純地為了控制經濟犯罪本身。刑法只是社會調控的最后手段，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它不應該在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喧賓奪主。應當看到，對經濟領域中不法行為的調整，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會有多種手段可供選擇，包括法律、經濟、行政、行業、倫理、習慣等等。這就說明，能夠起到遏制經濟犯罪的，不僅僅是刑罰。相反，從實行市場經濟的西方各國刑法發展的情形來看，對于經濟犯罪的處罰呈現出輕刑化的趨勢。如《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建議各締結國取消對經濟犯罪的死刑量刑。個人認為這也是我們應該考慮的現實問題。經濟犯罪盡管嚴重破壞了國家的經濟發展，損害國家的聲譽，但如不放棄死刑按照國際引渡原則對經濟犯罪行為人則無法引渡，經濟犯罪行為人逍遙法外，會造成許多不良的后果。因此，目前一方面應將有關經濟犯罪方面的死刑規定取消，另一方面加大財產的沒收處罰的力度。

(四)建立合理的社會防控體系

社會預防，是犯罪預防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它是旨在使社會健康有序地發展和運行，減少或消除社會弊端與漏洞，避免和解決社會問題，從而減少和控制犯罪發生的社會規劃、調整與完善的過程，以及通過特定的機構、群體或組織進行的社會整合、社會管理和社會的控制活動。

跨境經濟犯罪作為一種組織結構嚴密、犯罪環節復雜、涉及社會領域眾多的犯罪形式，建立起一個完備的社會防控體系將是具有針對性的有效斗爭方式。一些國家已經在這方面進行了努力，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在社會預防措施體系中，除了那些直接用以控制社會局面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之外，大多數措施都不像刑罰及其他強制措施那樣為對付犯罪與反社會行為而專門設定，但是這些措施在減少和控制犯罪方面的客觀作用比那些專門性措施更為巨大。在我國，打擊有組織犯罪并不只是公檢法三個部門的事情，只有保證社會肌體的各個器官處于良性運作狀態，才能從根本上遏制有組織犯罪的滋生;只有“天網恢恢”，才能“疏而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