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由中國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和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聯合舉辦的“少年司法制度改革中的幫教責任”學術研討會上，多位與會專家和法律實務工作者發出呼吁：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為了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應進一步立法完善幫教體系。

　　幫教重塑失足少女人生路

　　研討會上，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法官尚秀云講述了一個案例：

　　17歲的小麗(化名)在襁褓中就被送給他人撫養，8歲時才回到親生父母身邊，童年被“遺棄”的遭遇使小麗對父母心生怨恨。初中時，她沉迷于網絡游戲并經常逃學，父母曾給她下過跪，也曾用麻繩鞭打過她，但都無濟于事。后來小麗從家里偷拿了3000元錢，離家出走來到北京，錢很快花光了，身無分文的她便把手伸向了別人的錢包。小麗先后5次盜竊財物，價值人民幣6000余元。后被起訴至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

　　鑒于小麗走上犯罪道路與其從小的生活經歷有關，法院決定從她的家庭入手對其開展幫教工作。

　　在庭審中，案件承辦法官讓小麗父母講述了他們當初迫不得已將小麗送人時的痛苦和無奈以及小麗被羈押期間父母對她的牽掛和擔憂。小麗聽后心靈深處受到震撼，她含淚向父母傾訴了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也意識到了自身存在的問題。事后小麗的父母感動地對法官說：“以前打得再狠都沒見她掉過一滴淚，現在多虧法官的教育，讓我們聽到了孩子的心里話，以后再也不打孩子了。”由于小麗作案時未成年，考慮其到案后能主動坦白，并積極退賠，有悔改表現，合議庭決定依法從輕判處她有期徒刑10個月，緩刑1年。

　　法院隨后又對小麗進行跟蹤幫教，受到感化的小麗逐漸變了，開始努力學習，最終考取了一所職業學校，還加入了共青團。

　　“從這一案例中可以看到，成功的幫教對于重塑失足未成年人人生之路具有重要意義。”尚秀云深有感觸地說。

　　構建幫教責任一體化模式

　　導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復雜的。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秘書長路琦介紹，未成年人犯罪，有的是因為一時沖動，有的是因為受人唆使，有的是因為家庭不和睦等，犯罪的背后都折射出涉罪未成年人有需要社會關愛的地方。在深入剖析其犯罪原因的基礎上，采取有針對性的幫教措施，對涉罪未成年人進行教育、感化，可以促使其充分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行為，從而真正改過自新，順利融入正常社會生活。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院長魯為表示，在長期司法實踐中，少年司法改革創造出了很多成功經驗，社會調查制度、心理干預制度、合適成年人到場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暫緩起訴制度、限制逮捕制度、犯罪記錄封存制度等都已為立法或司法解釋所吸納，司法實踐也取得了顯著成效。隨著新修訂的刑訴法實施，如何以既有制度為基礎構建起幫教制度體系，讓各個責任主體互融共通、資源共享，各項制度相互銜接形成合力，實現幫教責任具體落實和制度功能最大化，是近一個時期需要重點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幫教工作的繁重性、專業性、及時性、延續性，決定了構建一體化、專業化、職業化解決模式的必要性。”魯為說。他認為，實現幫教制度一體化，較為理想的模式是由司法機關共同組建起司法幫教職能部門，專門承擔起各個單位的幫教責任，并為偵查、起訴、審判、執行提供服務。現階段可以做到的是在偵查部門、起訴部門、審判部門分別設立專職的幫教考察人員，負責個案跟進、協調、配合，最后整體流轉到司法矯正部門。而當務之急，是需要司法機關一起就各種幫教制度的銜接機制達成一致。如推動司法機關聯動建立體系化的少年司法救助程序以及少年司法救助站;建立合適成年人訴訟全程到場機制;構建心理干預或人身危險評估全程跟進機制等等。#p#分頁標題#e#

　　完善幫教責任需立法跟進

　　今年1月1日施行的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專章規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尚秀云表示，雖然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設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專章，加強了對犯罪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但是目前我國立法現狀還不能完全滿足司法實踐的需要。我們期待著適合未成年人特點、具有中國特色的未成年人審判的實體法和程序法早日出臺。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法官助理黃巖建議，應制定相關法規指導幫教工作。黃巖說，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各地司法機關進行了大量的制度創新，但合法性的不足和有關部門的曖昧態度導致了制度實踐的隨意性。因此，為確保幫教工作的合法、長期、穩定，應當及時制定相關法規，改變目前僅有原則性、授權性規定，缺乏行為范式，操作性較差的狀況。

　　黃巖認為，幫教工作是一項涉及面廣、內容豐富的工作，需要在法院系統內部提供相當的司法資源來支持。一是資金支持，幫教工作需要經常性的外出、走訪、調查、聯絡等，這些工作都需要相關的資金支持。二是物質支持，為幫教工作的正常開展，可能需要一定的車輛、場地、辦公設備等。三是人力支持，從全國法院的建制與人員配備來看，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數量相對較少的普遍印象導致少年法庭往往是一個法院中人員配置少、規模小的業務部門，如果幫教工作得以長足發展，工作量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這些需要各級法院有充分預判，并提供人力支持。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安文霞博士認為，我國相關法律很早就對未成年罪犯幫教問題進行了規定。司法實務部門也在不同程度地實踐著這一制度。但受法律的原則性與條塊性規定影響，未成年罪犯幫教的獨立法律地位并沒有形成。

　　“司法幫教與社會幫教有著緊密的聯系。我國社會幫教有著較為久遠的歷史，較為豐富的經驗。但其存在的問題也較為突出，集中表現為人員之間聯系過于松散，獨立有余，制約不足。”安文霞建議，未來立法有必要設置專業的社會幫教機構，配置類似于緩刑官的專業幫教人員，并賦予他們一定的權力以調動其他社會力量參與到未成年犯幫教行動中。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法官助理史慧從少年觀護制度視角談了自己的看法。史慧說，少年觀護制度的產生，是近代刑罰理念由報應刑轉向教育刑，并不斷反思批判、沖撞彌合的結果。近年來，對未成年人犯罪處以人道的、非監禁處遇的措施也在我國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多種體現觀護制度精神的實踐已經在各地的少年法庭、公安機關及檢察機關得以開展，但因為未能構建出真正的未成年人特征基礎上的司法理念和程序框架，我國觀護制度的發展一直無法突破瓶頸。

　　為此，史慧呼吁，盡快建立健全不同于成年人案件審理的程序法與實體法。包括未成年人刑法、刑事訴訟法、犯罪法、矯治法、國家保障法等方面的法律規范，完善法律體系，健全司法機制，形成具有保護性、適當懲戒性并集保護、預防、改造、矯治于一體的少年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