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刑法典自1997年頒布、實施至今已有十年。在此期間，我國立法機關相繼制定了一部單行刑法和六部刑法修正案。這一階段的刑法立法有什么特點呢？與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是否適應？我們特約請中國法學會刑事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李希慧教授從內容和形式上對此進行點評，以期在回顧歷史之時，更好地促進中國刑法立法發展和完善。

　　我國立法機關1997年對1979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及其后相繼頒布的20余個單行刑法進行了全面地修訂、整合，從而形成了于該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人們稱之為新刑法典。在新刑法典施行后，我國的立法機關又先后制定了一部單行刑法即《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和六部刑法修正案。

　　新刑法典施行后刑法立法具有以下特點：

　　將刑法未規定為犯罪但具有嚴重危害性的行為增設為犯罪

　　《決定》及修正案將一些新刑法典沒有規定為犯罪但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增設為犯罪。具體是：《決定》增設了騙購外匯罪；《刑法修正案》第一條增設了隱匿、故意銷毀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罪；《刑法修正案（三）》第四條增設了資助恐怖活動罪，第八條增設了投放虛假危險物質罪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刑法修正案（四）》第四條增設了走私廢物罪、雇用童工從事危重勞動罪；《刑法修正案（五）》第一條增設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竊取、收買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罪；第三條增設了過失損壞武器裝備、軍事設施、軍事通信罪；《刑法修正案（六）》第三條增設了大型群眾性活動重大安全事故罪，第四條增設了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第六條增設了虛假破產罪，第九條增設了背信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第十條增設了騙取貸款、金融信用票證罪，十二條增設了背托運用受托資產罪、違規運用資金罪，第十七條增設了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第二十條增設了枉法仲裁罪。

　　擴大某些罪名已有犯罪范圍

　　即通過修改犯罪主體、行為方式、行為對象或者降低構罪標準或者同時修改幾個方面的內容將原有犯罪范圍予以擴大。

　　通過修改犯罪主體擴大已有犯罪范圍的有：《刑法修正案》第二條將《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徇私舞弊造成破產、虧損罪）規定的犯罪的主體“國有公司、企業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修改為“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刑法修正案（六）》第一條將《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重大責任事故罪）原規定列舉的犯罪主體刪除，使犯罪主體由特殊主體變為一般主體；第二條刪除了《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列舉的主體，擴大了該條犯罪主體范圍；第七條將《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規定的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犯罪的主體范圍擴大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人員”；

　　通過修改行為方式擴大已有犯罪范圍的有：《刑法修正案（三）》第五條將《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以原料利用為名，進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修改為“違反國家規定，將境外的固體廢物進境傾倒、堆放、處置”；《刑法修正案（五）》第一條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信用卡詐騙罪）第一種行為方式“使用偽造的信用卡”的基礎上增加了“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內容。

　　通過修改行為對象擴大已有犯罪范圍的有：《刑法修正案》第三條將《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的對象由“商業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修改為“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保險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并將《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犯罪對象由“商業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經營許可證”修改為“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保險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經營許可證或者批準文件”；第五條將《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條第一款（編造并傳播證券交易虛假信息罪）規定的行為對象“影響證券交易的虛假信息”修改為“影響證券、期貨交易的虛假信息”，并將該條第二款（誘騙投資者買賣證券罪）規定的“買賣證券”修改為“買賣證券、期貨合約”；《刑法修正案（二）》將《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非法占用耕地罪）規定的行為對象“耕地”修改為“耕地、林地等農用地”；《刑法修正案》第七條將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在《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規定的“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走私犯罪”三類犯罪的基礎上增加了恐怖活動犯罪。《刑法修正案（六）》第十六條則進一步將洗錢罪的上游犯罪由上述四類擴大為七類，即在前述四類犯罪的基礎上增加了“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三類；第八條將《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規定的對公司、企業人員行賄犯罪的對象“公司、企業人員”修改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人員”。#p#分頁標題#e#

　　通過降低構罪標準擴大犯罪范圍的有：《刑法修正案（四）》第一條將《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生產、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的構罪標準“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修改為“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從而使該罪由實害犯變為危險犯；《刑法修正案（六）》第十一條將《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條原規定的“操縱證券、期貨交易價格，獲取不正當利益或者轉嫁風險”修改為“操縱證券、期貨市場”，從而減少了犯罪構成要素；第十五條將《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的構成非法出具金融票證罪的標準由“造成損失較大”修改為“情節嚴重”。

　　通過修改兩個以上方面的內容擴大已有犯罪范圍的有：《刑法修正案》第四條將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罪的主體由原來的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員或者非法獲取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的人員修改為證券交易、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人員或者非法獲取證券交易內幕信息、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人員，從而擴大了其主體范圍；同時，將作為該罪對象的內幕信息由原來的證券交易內幕信息擴大為證券交易內幕信息和期貨交易內幕信息。《刑法修正案（三）》第五條將《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二款原規定的“非法買賣、運輸核材料”修改為“非法制造、買賣、運輸、儲存有毒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既擴大了犯罪的行為方式，也擴大了行為的對象。該修正案第六條將《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盜竊、搶奪槍支、彈藥、爆炸物”的基礎上增加了“盜竊、搶奪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的內容；并在該條第二款規定的“搶劫槍支、彈藥、爆炸物或者盜竊、搶奪國家機關、軍警人員、民兵的槍支、彈藥、爆炸物”的基礎之上增加了“搶劫槍支、彈藥、爆炸物的，或者搶劫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的內容。第六條將《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條規定的“非法采伐、毀壞珍貴樹木”修改為“非法采伐、毀壞珍貴樹木或者國家重點保護的其他植物的，或者非法收購、運輸、加工、出售珍貴樹木或者國家重點保護的其他植物及其制品”，從行為方法和行為對象兩個方面擴大了犯罪的范圍。第七條將《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第三款“在林區非法收購明知是盜伐、濫伐的林木”修改為“非法收購、運輸明知是盜伐、濫伐的林木”，擴大了犯罪地點的范圍，增加了犯罪方法。第十九條將《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或者代為銷售”修改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或者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從而擴大了行為對象和行為方法的范圍。《決定》第三條將逃匯罪的主體由“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修改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并將作為構罪標準的“情節嚴重”修改為“數額較大”。

　　由上所述，新刑法典施行以來，原有犯罪的范圍擴大化的趨勢十分明顯。

　　加重某些犯罪法定刑

　　《刑法修正案（三）》第三條將組織、領導恐怖活動組織罪的法定最高刑從十年有期徒刑提高到無期徒刑。《刑法修正案（六）》第一條將《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重大責任事故罪的法定最高刑由七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有期徒刑；第十一條將《刑法》一百八十二條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罪的最高刑從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第十八條將《刑法》第三百零三條賭博罪（開設賭場）的法定刑由原來的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第十九條將《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窩藏、轉移、收購或者代為銷售贓物的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由原來的三年有期徒刑提高到七年有期徒刑。#p#分頁標題#e#

　　刑法立法與我國社會現實和立法現狀相適應

　　新刑法典施行后我國刑法立法的內容之所以呈現出上述三個特點，是由我國的社會現實和立法現狀所決定的。

　　我國正處于一個經濟、政治不斷變革、發展的時期，在這種變革、發展迅速的情況下，一些新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也會隨之出現，為了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使社會進一步發展，就有必要對一些新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予以犯罪化。例如，隨著信用卡被廣泛使用，妨害信用卡管理，竊取、收買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資料的行為時有發生，從而就有必要將這些行為規定為犯罪。又如，在日益重視經濟發展和經濟效益的社會環境下，人們的安全意識越來越淡薄，因而安全事故不斷發生，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的行為也隨之出現，將這類行為規定為犯罪理所應當。

　　對一些已有犯罪的構成要件進行修改，有的是因為立法者在當時立法時考慮得不夠周全，將應該規定為犯罪的情況沒有納入犯罪之中，例如，將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修改為公司、企業、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就是因為立法機關在制定新刑法典時忽略了公司、企業之外的其他單位從事管理但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員也會實施受賄行為的情況，因此，有必要將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修改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

　　對一些犯罪的法定刑的提高，并不意味著我國的刑法立法具有重刑化的趨勢，而是因為立法者原來對這些犯罪所確定的法定刑沒有體現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即立法者當時沒有正確地估價這些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可能達到的嚴重程度，導致法定最高刑過低，對其調整勢在必行。

　　新刑法典施行以來的我國刑法立法的形式走向刑法修正案單一化，即無論增設新的犯罪，修改、補充已有犯罪的構成要件，還是提高已有犯罪的法定刑，都朝統一于刑法修正案的形式發展。10年來只有一部在新刑法典施行后不久頒布的單行刑法，其后均采取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之所以我國刑法修改統一于刑法修正案，是由刑法修正案自身所具有的優勢決定的。由于刑法修正案是對原有刑法條文內容的修改，因而，修改的內容直接列入原有條文之中，具有不破壞原刑法條文整體性的優點，便于查閱。而采用諸如“決定”、“補充規定”之類的單行刑法對刑法典進行修改、補充，會導致刑法立法文件多樣化，破壞刑法的整體性，查閱起來也不方便。

　　總之，新刑法典施行后中國刑法立法的內容和形式的走向是正確的，與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展是相適應的。筆者相信，中國刑法立法將根基于中國的實際，在理性和科學精神的指引下，不斷地發展和完善。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市崇文區檢察院副檢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