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是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務。近日，記者從有關渠道了解到，我國正加快社會預警體系建設，以期對可能影響未來穩定的破壞性因素實行提前預報和動態監測，一些成果已引起有關領導和部門高度重視。為此，記者采訪了我國社會預警體系研究專家、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員王二平博士。

　　維穩工作亟須增強前瞻性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各種矛盾不斷積累和暴露，維護穩定的任務日益繁重。如果一些群眾的不滿情緒不能及時發現，一些不穩定苗頭不能及時化解，就有可能釀成社會不穩定事件。王二平說：“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矛盾的現實──改革和開放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同時又會產生一些社會不穩定因素。”

　　一組數字很能說明問題：2005年發表的《社會藍皮書》表明，1993年～2003年間，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約307萬。來自浙江省政法委的調查顯示，近幾年浙江省群體性事件的數量每年以十個以上的百分點增加。特別是去年以來，重慶萬州、安徽池州等地相繼發生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弱勢群體的訴求長期被忽視，偶然事件激發了不滿情緒，最終導致矛盾激化，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危害。

　　王二平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的、有全局影響的社會不穩定事件已經發生了兩次，險些斷送掉我們國家的發展機遇。而現在我們又面臨新的考驗，即人均GDP從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過渡，拉美和東南亞一些國家都在這一階段出現了社會動蕩。要經得住這一考驗，能否做到未雨綢繆，加強穩定工作的科學性和前瞻性就顯得非常重要。

　　王二平構想的社會預警系統，就是長期追蹤公眾社會態度變化的調查。根據這種調查，國家可以發現并監測各種社會不穩定因素，及時采取措施解決問題，化社會不穩定事件于未然。

　　王二平用兩個成語來比較社會預警機制與突發事件緊急應對機制的關系。緊急應對機制好比“亡羊補牢”，對社會不穩定事件，應對措施哪怕再及時、再恰當，損失和不良影響已經發生；社會預警是要“曲突徙薪”，就是要辨識各種社會不穩定因素，化被動為主動，在不穩定事件發生前解決社會問題。

　　科學理論使社會預測成為可能

　　王二平確信，天氣和地震可以預測，社會不穩定因素同樣可以預測。任何社會不穩定事件產生前總有征兆，社會預警研究可以發現這些征兆，將可能出現的社會不穩定事件化解在萌芽狀態，為各級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可靠依據，為群眾的不滿情緒尋求恰當的宣泄渠道。

　　“社會態度調查”為社會預警體系的建立提供了堅實的平臺。王二平說，人對各種社會事物都有自己肯定或否定的判斷和體驗，這就是態度。態度反映了個體的社會現實，又主導個體的行為。通過態度調查，就可以預測社會群體在某種社會情境下可能采取的行為。美國的一項研究表明，根據社會態度構建的經濟信心曲線的相位總是先于經濟景氣3周～6個月。這種提前量表明，根據社會態度測量，可以很好地預測經濟形勢；同樣，通過科學的社會調查，跟蹤社會各個群體對某些問題的態度，就可以發現社會不穩定苗頭。

　　王二平認為，這種基于公眾態度的預測，要比觀察宏觀統計數據更為直接和靈敏。有關理論認為，社會和經濟活動是眾多個體的社會和經濟活動的總和。公眾對自己收入和消費能力最敏感。當人們感到收入沒有增加甚至減少時，首先會緊縮各種不必要的消費。這種信息被零售商、服務商察覺到，減少訂貨，然后才傳遞到生產商那里，促使縮小生產規模，最終合成為整個社會的經濟景氣指數。因此，公眾社會態度調查可以更直接、及時地預警社會不穩定因素。

　　同時，公眾社會態度調查在發現問題方面，要比官員視察更為經濟、全面和科學。畢竟領導的精力和時間是有限的，同時，一些地方精心布置、蒙騙上級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發現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就是對領導執政水平的一個考驗。而公眾社會態度調查由于采取了科學的問卷、抽樣和統計方法，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發現大范圍內的共性問題，因此可以廣泛運用于社會預警、政府決策和官員監督。#p#分頁標題#e#

　　預警體系研究初見成效

　　目前，美、英等國都已建立了社會預警系統，對社會不穩定因素如惡意消費、暴力犯罪、種族沖突、恐怖主義等，進行動態監測，為其戰略決策、經濟發展、危機應對等服務。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社會研究所，長期跟蹤研究社會敏感人群，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其報告從不對外公布。“9·11”事件之后，該所就開展了恐怖主義根源研究；2003年，對伊戰爭打響后，則立即啟動了阿拉伯裔美國人調查。“對中國這樣一個處于轉型期的大國而言，加強社會預警系統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王二平說。

　　經過多年探索，王二平的研究方法已在實踐中初步發揮效用。早在2000年，他就主持了“反邪教社會預警系統”研究，通過訪談和問卷調查方法，對邪教癡迷者與正常人進行比較，得出了“內向”、“場依存性”和“萬人癡迷者比例”3個有預警力的指標，受到有關部門的高度評價。

　　目前，王二平領導的課題組正在進行“城鄉居民社會態度調查”，已在數省調查了近萬戶居民。這是我國第一次全面的公眾社會態度調查。調查目的在于“弄清楚民眾在哪些方面對政府不滿，為什么不滿；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應該注意什么”。王二平發現，群眾的滿意程度和當地GDP水平沒有顯著關系，但與當地政府的政策和行政措施顯著相關；那些群眾不滿意的地方，各種不穩定因素(如征地、治安、腐敗、亂收費、就業等)都能通過問卷反映出來。調查還顯示，80%以上居民在受到不公平對待時，會采取恰當的應對方式，如向有關部門反映、到法院打官司、向媒體求助等。也有不少被調查者表示會采用聚眾對抗、罷工罷課等方式，“這些不當的應對方式很可能會導致社會不穩定事件”。

　　社會預警體系研究取得的初步成效，讓專家欣喜，但是，在研究過程中遇到的一些難題，又讓他們心憂。王二平說，他們在研究中遇到了兩大障礙，一是觀念障礙。地方領導對社會預警不理解、不相信，不能給研究以必要的支持，阻礙了研究的深化。二是經費障礙。要維持一個長期、定期、大范圍的公眾態度調查，必須要有一定的經費保障，而目前經費遠遠不足。

　　有關專家呼吁，國家應高度認識社會預警研究所蘊涵的巨大政治價值，采取更為有力的支持措施，盡快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高水平的社會預警系統。薛凱 張子健(來源：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