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頭，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當城市發展需要大量外來務工人員，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迫切需要進城找工作之時，包工頭作為一種滿足供求雙方需求的職業介紹，應運而生。在不少人印象中，包工頭常常被視為靠榨取農民工血汗而發家致富的“剝削者”。但近年也有言論認為，“包工頭”并非拖欠民工工資的“罪魁禍首”?熤皇喬沸攪刺跎系囊桓齷方冢?而非源頭。

　　不能否認的是“包工頭”目前仍然是建筑勞務市場上被投訴的熱點和欠薪主體之一的事實。建設部決定用3年的時間，在全國建立基本規范的建筑勞務分包制度。“包工頭”將被“勞工代表”所代替。

　　建筑工人轉變成包工頭

　　站在北苑一處商品樓工地里的“包工頭”李建海(化名)，頭上帶著黃色的安全帽，身上穿著一件已經過時的棉夾克，嘴里叼著煙，正在指揮一群工人搭架樓板。見到有人來找，就放下手中的活跑了過來。

　　在工地的臨時辦公室里，李建海告訴記者，1980年，作為四川盧州某建設兵團的一名工程兵，應北京地鐵建設需要隨兵團入京。1984年建設部頒布了《關于改革建筑業和基本建設管理體制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提出建立工程總承包企業的設想，確定了建筑業管理層和勞務層分離的基本模式。同時引入了工程施工競爭機制，工程項目實行公開招標投標。當時已經成為北京城建集團一名正式工人的李建海，發現自己所在單位除必需的技術骨干外，原則上已經不再招收固定職工。而身邊出現了大量的農民工充當的“臨時建筑工人”。周圍以前的老同事也已經悄然發生了分化。一部分人和以前一樣，繼續正常地工作。而另一些頭腦靈活的人開始當上“小頭頭”，平日里也不在單位，就領著幾個人，到處找一些小工程來做。

　　1986年，李建海在朋友的幫忙下也攬到了第一個項目，為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安裝門窗。7月份他專程回到老家，招了七八個懂木工活的老鄉，帶到北京開工。小包工頭的生涯開始了。

　　農民工的經紀人

　　早期，李建海帶領的施工隊進行的工程還只是“清包”。包工不包料，進行的只是一些項目部分的建設工作，相對利潤較低。跟隨他的建筑工人也是時少時多，大部分是自己的老鄉。工人最多有大約70多個，而最少的時候卻只有10來個工人。到了沒活的時候，說聲人就全散伙了，基本上是一個工程一撥人。

　　按照李建海的說法，找老鄉干活的好處很多，一是比較容易交流，一起說家鄉話，中間的隔閡自然就減少了很多；二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比較容易指揮，而且出什么亂子老鄉還可以幫忙應付下；三是工資也可以拖久點，畢竟老鄉還要考慮面子問題。因為經常帶人出來干工程，李建海在家鄉也算是個“名人”。自己給鄉親介紹了工作，可以說是他們的領路人。有些自己帶出來的人，也慢慢變成了包工頭。

　　1987年，原國家計委等五部委聯合頒發《關于批準第一批推廣魯布革工程管理經驗試點企業有關問題的通知》，確立了施工管理體制改革的總目標，即有步驟地調整改組施工企業，逐步建立以智力密集型的工程總承包公司?熂?團為“龍頭”，以專業施工企業和農村建筑隊為依托，全民與集體、總包與分包、前方與后方分工協作，互為補充，具有中國特色的工程建設企業組織結構。

　　包工頭群體也逐漸有了分化，有的包工頭手里的活多的干不完，有的包工頭卻要“閑死”，有的包工頭既自己做工程，也往外“轉包”。轉包一個工程不費力，動動嘴、跑跑腿就賺個幾萬塊，能做到這樣的包工頭可以算是這行里的“大腕”。

　　市場不規范造成“畸形”產物

　　1992年，在廣州做包工頭起家的朱孟依在香港成立了合生創展；嚴介和從一個包工頭起家，在1995年注冊了太平洋工程公司等等。昔日的包工頭成為了今日的富豪，也使得“包工頭”這個詞成為財富迅速聚積的代名詞。

　　如何找“中間人”，成為包工頭的“頭等大事”。這決定了包工頭能否“包”到工程。“中間人”，也是掌管一個工程項目的負責人。這些人手里有活也有人，但是由于歸屬于正規的建筑公司，一個工程項目下來能落到自己手里的錢非常有限，所以這些“中間人”通常在選擇分包(也就是小的包工頭)和供應建筑材料的公司上，選擇一些可靠的而且回扣高的公司來合作。#p#分頁標題#e#

　　與此同時，農民進城務工人數也在暴漲。勞動力市場開始變得供過于求。有些開發商將工程一部分或者全部發包給一個或者幾個建筑公司，而建筑公司又將工程轉包給多個體包工頭，所以一個大型項目會同時有10幾個包工隊在一起施工，而這些個體包工隊一般全是掛靠在一些大的建筑公司下面，只是每年繳納一定數目的管理費，沒有實質性的管轄權。于是建筑單位拖欠工錢，包工頭克扣或者拖欠農民工的工資的現象多了起來。而包工頭和農民工打架、農民工集體上訪的新聞也開始鋪天蓋地出現在各大報紙頭版，特別到了年末，這更成了熱門的輿論話題。

　　“勞工帶頭人”取而代之

　　2005年元旦，中央電視臺播出“包工頭”劉天會四處討工程款的報道。李建海說自己同劉天會一樣，越接近年關，越像熱鍋上的螞蟻——不是攆著發包方求爺爺告奶奶地要錢，就是被農民工攆著跑。

　　“墊資施工”已經成了“行風”。有些建設單位有項目要開工，沒有啟動資金，就讓很多施工單位來競爭。為了承包工程，施工單位不得不相互壓低工程價，而且還要自己墊資進行施工，不然肯定拿不到工程，因為等著墊資的多的是。“墊資”又分為“軟墊”和“硬墊”。所謂“軟墊”就是指建設單位按工程進度撥付工程款的一部分，其余的就要靠施工單位自己墊資。“硬墊”則完全要施工單位自己掏腰包。比如建一幢大樓，等大樓主體工程完工后再撥給相應款項。施工單位要管手下民工的吃住，還有一大攤設備、材料，一天不開工，就要賠錢。所以只有不斷地接工程，不斷地墊資，又不斷地被拖欠工程款，已經成了“惡性循環”。

　　從2005年7月1日起，建設部開始整頓我國的建筑業市場，決定用3年的時間，在全國建立基本規范的建筑勞務分包制度，“包工頭”承攬分包業務基本被禁止。這一文件的出臺，在某種意義上說，在中國存在了幾十年的“包工頭”將退出歷史舞臺。得知此消息后，李建海內心又高興又失落，自己也希望能夠規范勞動力市場，不僅農民工，包工頭日子也不好過。但是今后3年時間要建立基本規范的建筑勞務分包制度，包工頭承攬分包業務基本被禁止。他的日子怎么辦呢？他告訴記者自己計劃籌備成立個勞務公司。

　　商報記者 賴大臣 實習記者 于偉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