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國務院法制辦和衛生部組成聯合起草小組，開始修訂草案的起草工作。他們在總結傳染病防治法實施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多次召開研討會，聽取各級政府和醫學專家、社會學家、法學家的意見。例如，關于如何修訂法定傳染病的病種、名稱和分類，曾反復召開專題論證會審慎決策，做到既要符合世界衛生組織的要求、國際檢疫的慣例，又要兼顧傳染病在我國的發病趨勢和基層衛生機構對法定傳染病監測控制的能力，突出防治嚴重危害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的重大傳染病這個重點。因此，修訂草案決定法定傳染病病種增加兩種:傳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并將原來丙類傳染病中的肺結核、新生兒破傷風和血吸蟲調整為乙類傳染病，將原來乙類傳染病中的黑熱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傷寒調整為丙類傳染病;在病種分類上采取了開放的做法，若突發不明原因的傳染病，當地政府就可以迅速啟動本法，采取防治措施。

　　修訂草案的征求意見稿收到來自國務院各部門、各地各級政府和社會團體的600多條意見，經研究論證，形成傳染病防治法(修訂草案)報送稿，2004年3月16日，國務院第43次常務會議討論通過，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在此期間，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赴河南、湖北、福建和新疆等地，圍繞病毒性肝炎、結核病、血吸蟲病、艾滋病、性病等重大疾病的防治和對現行傳染病防治法實施情況進行了調研，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在2004年4月舉行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審議中，常委會委員對報送稿提出了許多修改意見。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與法律委員會、法工委聯合召開座談會，聽取有關部門和專家的意見，征求地方人大對修訂草案的書面意見，并赴北京、山西、內蒙古和廣東深入基層聽取意見，匯總了數百條意見，又對修訂草案進行了全面修改。然后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和法律委員會分別提出了各自的審議意見和修改稿。經6月、8月舉行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第十一次會議審議，于2004年8月28日表決通過。

　　新修訂的傳染病防治法從整體上看，保留了原法律框架，增加了兩章，即第五章“醫療救治”和第七章“保障措施”，總章節由七章增為九章;從內容上看，修訂是全面的。從現行傳染病防治法的41條法條中，刪除3條，對其余38條進行了修改，又新制定42條，修訂后的傳染病防治法法條增至80條。

　　根據立法工作“先法意、后法條”的思路，修訂工作既要全面審視傳染病預防、控制、管理、監督措施是否妥善，更要著眼于重大的法律問題是否得到較好的解決。因此，在修訂中除了要考慮哪些內容需要補充完善外，還圍繞以下這些比較重要的問題進行研究。例如，是否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經濟結構，法律實施是否會存在體制性的障礙?重要的法律原則(如公平原則、應急原則、非歧視原則、比例原則等)是否得到了體現?該法設定的主要法律關系是否清晰、完整?執法部門的職權與責任是否對稱?公民個人權利的保護與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是否平衡?法律實施的主要條件(硬件和軟件)是否得到基本保障?特別是能否在基層得到有效實施，與各相關法律是否得到較好的銜接等問題。

　　傳染病防治法修訂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

　　一、關于傳染病的預防制度

　　傳染病預防制度是傳染病防治體系的基礎，是成本效益最佳、最重要的防病環節。據統計，目前威脅人類健康的病毒(已明確分類的)有4千多種，細菌約3萬種。它們中有許多種類在不停地自我復制和變異，醫學研究的速度遠跟不上它們的變化。更要緊的是，許多傳染病至今還找不到高效疫苗和有效的治療方法。因此，傳染病的預防，尤其避免傳染病的發生是防治工作的首要問題。 #p#分頁標題#e#

　　現行的傳染病防治法已規定了不少預防制度，如，確立國家實行的計劃免疫接種制度，對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污水、污物進行衛生處理以及政府和各級各類衛生機構在傳染病防治方面的職責等。修訂草案在這些規定的基礎上，針對傳染病預防工作存在的突出問題，在六個方面進行了補充完善。

　　一是突出了傳染病的早期預防。“上醫治未病”，防治傳染病首先是避免發生傳染病，然后才是及早發現，及時控制，防止其流行與暴發。不講究衛生、隨地吐痰、便溺、亂扔垃圾、濫食野生動植物等陋習和吸毒、賣淫嫖娼等非法行為是導致許多傳染病發生、傳播的因素。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突出全民衛生習慣的培養，開展愛國衛生活動是群眾參與衛生工作的最佳方式之一。因此，在傳染病預防章首條增加了“各級人民政府組織開展群眾性衛生活動”，“倡導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公眾對傳染病的防治意識和應對能力，加強環境衛生建設”的規定。同時在第十條規定:“國家開展預防傳染病的健康教育。新聞媒體應當無償開展傳染病防治和公共衛生教育的公益宣傳。”也就是說，無償開展健康教育將成為新聞媒體的法定義務，無論不作為還是收費都將是違法行為。

　　二是明確國家建立傳染病監測、預警制度。通過監測，及時發現影響傳染病發生、流行的因素，對傳染病流行趨勢進行預測，必要時要實行預警。接到預警后，地方人民政府應當制訂傳染病預防、控制預案，并采取相應的預防、控制措施。修訂草案詳細規定了監測、預案的主要內容和各有關單位的職責。

　　三是強化醫療機構在傳染病預防中的作用。醫院感染控制學科和管理在國外是上世紀50年代興起的，我國在80年代開始引進，但是其學科發展和管理一直未被醫療機構重視。雖然衛生部發布了《醫院感染管理規范》和《醫療機構消毒技術規范》兩個規章，醫療機構對醫源性感染和醫院內感染的管理仍嚴重缺位。經檢查發現，許多醫療機構對此置若罔聞，一直未把此項工作納入醫療質量控制考核，許多醫務人員對此也不甚了解。“非典”期間，全國有900多名醫護人員被感染，許多病人就診時被感染。即使在全國醫療條件最好的北京也未能徹底解決好醫源性感染和醫院感染問題。據2004年北京口腔工作者協會調查:“近80%的口腔醫療機構對機頭不消毒或者假消毒。”不久前，據有關機構評估，我國基層醫療機構的不安全注射等醫療行為發生率高達50%，一次性醫療器械和注射器重復使用現象屢見不鮮。

　　針對當前某些傳染病在醫療機構內傳播的問題，新法第二十一條增加了“醫療機構應當確定專門的部門或者人員，承擔傳染病疫情報告、本單位的傳染病預防、控制以及責任區域內的傳染病預防工作;承擔醫療活動中與醫院感染有關的危險因素監測、安全防護、消毒、隔離和醫療廢物處置工作”的規定。

　　四是針對前階段部分地區非法采集買賣血液活動猖獗，造成艾滋病等傳染病大面積播散的問題，新法重申了獻血法、《血液制品管理條例》中保證血液安全的內容，在增加的第二十三條中規定:“采供血機構、生物制品生產單位必須嚴格執行國家有關規定，保證血液、血液制品的質量。禁止非法采集血液或者組織他人出賣血液。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療機構使用血液和血液制品，必須遵守國家有關規定，防止因輸入血液、使用血液制品引起經血液傳播疾病的發生。”

　　五是艾滋病是20世紀以來威脅人類生存發展的最嚴重的傳染病，也是目前在人類近萬種疾病中，惟一由聯合國出面召開特別會議并發表宣言，呼吁全球控制的疾病。當前我國艾滋病蔓延的形勢嚴峻。為加強我國艾滋病防治的法制建設，新法中專門增加“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采取預防、控制措施，防止艾滋病的傳播。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制定”的規定。

　　六是加強了有關傳染病防治的生物安全內容。病原微生物的安全管理是控制傳染源、避免發生生物恐怖事件、保護實驗室工作人員和社會公眾健康的重要措施。修訂草案規定國家建立傳染病菌種、毒種庫。對傳染病菌種、毒種和傳染病檢測樣本的采集、保藏、攜帶、運輸和使用實行分類管理制度;并吸取2004年發生的“非典”病毒實驗室感染的教訓，新法明確要求:“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醫療機構的實驗室和從事病原微生物實驗的單位，應當符合國家規定的條件和技術標準，建立嚴格的監督管理制度，對傳染病病原體樣本按照規定的措施實行嚴格監督管理，嚴防傳染病病原體的實驗室感染和病原微生物的擴散。” #p#分頁標題#e#

　　二、完善傳染病的疫情報告、通報和公布制度

　　傳染病疫情的報告、公布是公眾了解公共事務、公共衛生狀況和監督政府的必要條件。

　　現行傳染病防治法實施情況的調研發現，傳染病疫情報告運轉不靈、信息滯后和數字不準等問題普遍存在。一些醫療機構常年不報告傳染病病例，有的縣甚至整年不報告疫情。為了解決疫情報告不及時、傳染病防治專業人員獲取信息的渠道不暢通、掌握疫情信息的各相關部門和機構缺少溝通等問題，修訂草案規定了醫療機構、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衛生主管部門以及其他部門、機構進行疫情報告的內容、程序和時限，明確傳染病的疫情報告要遵循屬地管理原則;增加了政府各部門(含軍隊、武警、交通、港口等)、各地區間、各有關機構間的疫情通報制度。通報內容包括動物間和人類間發生的人畜共患傳染病的疫情及相關的信息。傳染病與一般疾病不同，不僅危害個人健康，更會危害社會公眾，公眾對傳染病疫情享有知情權，但為了防止不負責任的傳言或者炒作引起社會恐慌，疫情信息必須真實、準確、及時。為此，修訂草案對傳染病疫情公布的主體、渠道、形式等分別作出了規定。

　　三、關于傳染病的控制措施

　　修訂草案進一步完善了傳染病暴發、流行時的控制措施。針對不同傳染病的特點和各級政府、各類衛生機構的職責分工，分別規定了各項控制疫情擴散的措施。

　　現行傳染病防治法所規定的各種控制措施，從專業技術角度上看是正確的。但在傳染病暴發、流行時采取的一些控制措施，特別是強制措施，如，封鎖疫區、停工、停業、停課，封閉可能被感染的場所及對可能的被感染者實行隔離觀察，會涉及到保護當事人的人身和財產等權益問題。這曾是非典期間引起社會所關注的熱點之一。

　　根據憲法的有關規定和法律的應急原則，在傳染病暴發的緊急狀態下，需要處理好被隔離者的人身、物質權益和維護社會公眾安全之間的平衡，應當授予政府和公共衛生機構一些特殊權限:整合疫區的衛生資源，對傳染源進行隔離與控制，對特定區域、設施實行封鎖，限制人群集會、臨時征用某些設施，對特定商品實行配給，對尸體進行安全處理等。但是，并不能隨意采取這些措施，不能不計成本和損耗。防治傳染病所采取的措施必須科學、合理、適度，盡量避免不必要的損失，體現好法律的比例原則。為此，修訂草案明確規定了政府及其有關部門采取限制公民權利的控制措施的條件、程序，并依據憲法有關精神，規定為公共利益作出個人犧牲的公民予以合理補償。

　　四、關于醫療救治

　　醫療救治是傳染病防治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非典”防治中，暴露出一些地方傳染病醫療救治能力蒲弱；許多醫療機構的建筑與裝修華麗，片面追求高精尖的醫療設備，但是其建筑設計、服務流程往往不符合衛生學的要求;不少醫療機構在傳染病救治過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傳染病診治不及時、感染控制不得力或者推諉患者等問題，修訂草案設專章規范醫療救治行為，通過對醫療機構接診、救治、轉診、病歷資料的保存等規定，規范了醫療機構的醫療行為，防止傳染病在救治過程中發生醫院內感染或醫源勝感染。此章的主要內容有三點:

　　一是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完善傳染病醫療救治服務的網絡建設。

　　二是醫療機構的基本標準、建筑設計和服務流程應當符合預防傳染病醫院感染的要求。對不同功能和級別的醫療機構會有不同標準。但對所有醫療機構最基本的要求是應當做到診室的通風、醫務人員勤洗手、診治環境和器械徹底消毒和依法處理醫療垃圾。

　　三是規定醫療機構應當對傳染病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提供醫療救護、現場救援和規范的接診診療。

　　五、關于傳染病防治的保障措施

　　保障措施是傳染病防治工作的基本條件。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包括傳染病防治在內的公共衛生是一項社會公共產品，各級政府應當履行公共產品建設的責任。過去由于各地政府不同程度存在職能錯位、重經濟建設、輕社會發展的間題，對公共衛生事業的投入長期不足。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由于缺少經費，設備陳舊、優秀人才外流、防病功能異化，很大的精力用于“創收”，嚴重影響其發揮疾病預防控制的作用;同時，部分傳染病病人因貧困不能得到及時、規范、有效的診療，往往成為傳染病播散的傳染源。這些問題在“非典”中充分顯現，教訓沉痛。修訂草案中增設保障措施一章是對該法實施的有力支持，其中許多規定是立法工作所不輕易采用的，表明我國對傳染病防治工作的重視和政府職能的落實。保障措施的主要內容有五項: #p#分頁標題#e#

　　一是明確國家將傳染病防治工作納入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

　　二是要求各級人民政府保障傳染病防治工作的經費。

　　三是明確國家對患有特定傳染病的困難人群實行醫療救助，減免醫療費用。

　　四是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負責儲備傳染病防治的藥品、醫療器械和其他物質，以備應對突發傳染病的疫情需要。

　　五是規定對傳染病防治的專業人員要采取衛生防護措施和醫療保健。

　　六、有關加強農村和基層傳染病防治的規定

　　現行傳染病防治法實施的薄弱點和難點是農村和基層。其領導力度、服務網絡的組織和條件保障與城市相比差距顯著，存在極大的傳染病蔓延隱患。據調查，近20年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而對公共衛生的投入不但沒增加，反而減少了。政府的公共衛生投入占財政支出的比例，20年間由4.08%下降為2.76%，農村居民的人均衛生事業費不到城鎮的50%。對此，按照法律的公平原則，修訂草案增加了一系列相關內容:

　　一是明確國家對農村和基層傳染病防治體系建設的支持。新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國家加強基層傳染病防治體系建設，扶持貧困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染病防治工作。”

　　二是明確基層人民政府和群眾自治組織在傳染病防治中的職責。新法第九條規定:“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組織居民、村民參與社區、農村的傳染病預防與控制活動。”

　　三是明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傳染病防治任務。新法第七條規定:“城市社區和農村基層醫療機構在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的指導下，承擔城市社區、農村基層相應的傳染病防治工作。”

　　四是明確地方政府保障基層傳染病防治工作條件的職責。新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城市社區、農村基層傳染病預防工作的經費。”

　　有了這些規定，我國農村和基層傳染病防治薄弱的問題將會逐步改善。各級政府、相關機構及其人員若再忽視基層傳染病的防治工作，不提供必要的條件保障將構成違法。

　　七、關于非歧視原則問題

　　傳染病防治控制措施是針對疾病的，不是針對公民人身的制裁。歷史上曾有不少國家存在過歧視和驅逐麻風病等傳染病病人的現象，書寫了人類文明史上不光彩的一頁。當前社會上部分人對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傳染病病人、感染者的歧視現象仍較嚴重，若得不到合理解決，不但損害傳染病病人、感染者的個人權益，也不利于傳染病的控制。

　　但是，傳染病預防控制的三項核心措施，即: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健康人群是經過實踐檢驗結論。這就要求，當傳染病病人、感染者在生產、生活中或疫情暴發、流行時確實有可能造成傳染病的傳播時，需要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和職業限制。因此，食品衛生法規定:“凡患有痢疾、傷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傳染病(包括病原攜帶者)，活動性肺結核，化膿性或者滲出性皮膚病以及其他有礙食品衛生的疾病的，不得參加接觸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規定“公共場所直接為顧客服務的人員，持有健康合格證方能從事本職工作。患有痢疾、傷寒、病毒性肝炎、活動性肺結核、化膿性或者滲出性皮膚病以及其他有礙公共衛生疾病的，治愈前不得從事直接為顧客服務的工作。”

　　因此，在傳染病防治工作中，一方面應當強調維護傳染病病人和感染者的合法權益，不得歧視他們;另一方面，為了防止傳染病擴散，保護好健康人群，維護社會公共利益，需要對某些易導致傳染病傳播的工作的職業資格有所限制，但采取職業限制時規定的傳染病病種和禁止性工作必須有法律、法規和科學依據，任何單位不得隨意確定。新法第十六條規定:“國家和社會應當關心、幫助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和疑似傳染病病人，使其得到及時救治。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和疑似傳染病病人。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和疑似傳染病病人，在治愈前或者在排除傳染病嫌疑前，不得從事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禁止從事的易使該傳染病擴散的工作。”這樣即體現了法律的非歧視原則，也做到保護公民個人權益與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 #p#分頁標題#e#

　　此外，傳染病防治法的修訂工作還根據現代法學和行政管理學精神，對以往重管理、輕責任以及重行政處罰、輕民事賠償的立法思路予以修正。在法律責任章中，對應前面各項法律授權和職責規范都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新法法律責任章的法條由修訂前的5條增加為13條，變化明顯，特別是在第七十七條中增加規定:“單位和個人違反本法規定，導致傳染病傳播、流行，給他人人身、財產造成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文章原載《中國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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