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拆遷賠償糾紛誰來舉證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規定，原告應當對其主張承擔舉證責任。“誰主張、誰舉證”是民事訴訟舉證的一般規則，同樣在行政賠償訴訟中，不管是對具體行政行為，還是對相關事實行為，也應由原告對造成損害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但是在原告不具有舉證能力或舉證能力較弱的情況下，法院可以責令被告來進行舉證。

原告對因強拆所致物品損失的“舉證不能”，其原因是被告實施強制拆除時，不依法履行職責，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所致，如：強行帶走原告及家屬，沒有制作現場筆錄，未對房內外大量財產清點并進行公證或見證，沒有對物品進行搬離和移交給原告，并制作交接筆錄。這樣在原告提供證據初步證明其有財產損失的情況下，即發生舉證責任的轉移，這也是行政機關法定職責而致必然的舉證責任。

我們都知道舉證責任是一種證明責任，舉證責任包括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和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提供證據的責任。結果意義的舉證責任，是指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時，由依法負有證明責任的一方承擔不利之后果。前者是動態的舉證責任，可以在原、被告之間進行轉移。在一個具體的案件中，當原告按證明責任之要求提供了有關證據，使法官對原告所證明的事實形成初步的內心確信，原告提供證據的責任開始轉移。當被告提供了削弱原告證明事實的證據，使法官對原告證明的事實無法確信時，舉證責任將再次轉移到原告。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行政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相關規定，將行政賠償訴訟中舉證責任的轉移進行了明確。即當原告對自己的主張承擔初步舉證責任后，舉證責任即轉移到被告一方，被告應當提供不予賠償或減少賠償數額方面的證據。如被告舉證不能，則根據結果意義舉證責任的規定，其將承擔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如不能提供出不予賠償或者減少賠償數額方面的證據，且始終無法提供證據推翻原告訴請損失的主張，即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農村征地補償糾紛的主要原因

1、農村土地征收補償費用的性質和歸屬法律規定不明確。承包地之外的農村集體土地被征用，征收方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支付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費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其歸屬法律、法規沒有明確規定。由于農村土地權屬的立法界定不清，大量的補償費無法為農民所掌握，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依照現行法律規定，青苗補助費和地上附著物補償費應分配給該物的所有者，通常為農民個人所享有;安置補助費國家規定應由集體經濟組織所享有，若農民自謀職業，應發給農民個人。但現行的立法模式并沒有為“集體”作出嚴格界定，現實中農村集體土地一般存在三種模式，即鄉鎮集體所有，村民委員會集體所有，村民小組集體所有。

2、國家農村土地征收補償標準不合理。我國《土地管理法》規定的征收土地補償費、勞動力安置補助費都是按照被征收土地前三年的平均年產值計算的，其補償標準計算的基準是農地的年產值，而土地補償費的確定很大程度上與被征地所處的區位、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及區域基礎設施條件等緊密相關，而與土地年產值的關聯性并不明顯，法定的征地補償標準較土地實際產出價值而言往往失真。由于政府作為利益參與方分享土地征收的利益，被征收方又極少參與征收過程，導致很多地方政府常常按照法定最低標準給予補償甚至連法定的最低標準也達不到，在自由裁決的權限內，出現顯失公平的不合理現象更是常見。實踐中政府往往以支付較低的補償費為對價獲得土地，再以很高的土地使用權出讓金轉入市場，但失地的集體組織和農民卻不能從增值中獲利。

3、補償程序不完善，司法救濟難到位。補償過程中雖有公告和聽證的規定，但缺乏農民實際參與聽證的保障渠道。法律規定征地補償方案由市、縣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補償方案制定后才公告告知農民，對農民提出的意見只在確需修改的情況下才改動補償方案，極大地限制了農民的參與權。另外，發生糾紛后，法院往往以征地補償案件不屬于民事案件為由不予受理，司法保護不能實現。現有的土地征收補償法律法規沒有規定對裁決不服的救濟途徑，《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條的規定主要是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權屬糾紛的救濟途徑，而不包括土地征收補償糾紛的處理。

上述知識就是小編對“征地拆遷賠償糾紛舉證責任承擔”問題進行的解答，依據目前的法律規定，土地征收補償款糾紛屬于民事糾紛或者行政糾紛，應該遵循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進行舉證。讀者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幫助，歡迎到律霸網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