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權責任法將于2010年7月1日施行。不過，值得關注的是，侵權責任法把賠償范圍嚴格限制在侵害人身權益方面，并不包含財產權益。同時，該法條規定得很原則、很概括，對究竟什么是嚴重精神損害、要不要賠、賠多少、怎么算的問題卻還有些“語焉不詳”。要讓法條上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落地”，真正成為老百姓維權的有力武器，恐怕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具體的司法解釋。在這方面，國外立法對精神損害賠償有一些制度化的安排，或許可以對我國有所借鑒。

撫慰金的“德國血統”

在大陸法系國家，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源自古羅馬法時期的“侮辱估價之訴”。隨著近現代人格權越來越受到重視和保護，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從無到有，從依附于人格權制度逐步向獨立的法律制度邁進。早在1961年，一名叫**斯昂的法國男子和七歲的兒子被某行政機關的卡車撞死，其妻以本人和三個未成年孩子的監護人名義要求賠償，首次提出精神賠償的請求，法院判決該行政機關付給**斯昂的妻子精神損害賠償費一千法郎，旨在給予撫慰，以減輕死者家屬感情上的痛苦。此案為后來的精神損害賠償立法奠定了基礎，并相繼為各國的立法所肯定。

德國民法典規定了“撫慰金”制度，即在侵害身體、健康以及剝奪自由的情形下，受害人可由于非財產損害而請求合理的金錢賠償。2002年，德國議會通過修改損害賠償法，將撫慰金請求權的適用范圍從傳統的民事侵權領域還擴展到合同法和危險責任之中。不過，德國法秉承著本國民族一貫保守、嚴謹的“血統”，對擴大精神損害賠償的適用范圍還是比較謹慎的，法律的改進也是有限的，調整后所保護的人格利益并沒有太多的變化，沒有改變精神損害賠償作為侵害人身權、財產權或債權救濟制度的傳統地位。

獨立的“精神訴求”

英美法系國家與大陸法系國家在強化公民精神權益保護、擴大精神損害賠償范圍方面都是共同的。比較而言，前者顯然比后者走得更遠。在美國，法院最初并不承認精神損害，只是把它看作是身體傷害的附屬物，也不提供獨立的法律保護。逐漸地，故意的極端侮辱行為所造成的精神損害可作為獨立的訴因。再到后來，即使沒有身體傷害、甚至是身體接觸的精神損害也可提起獨立訴求。如一位美國家庭婦女狀告某足球俱樂部奪走了她的“球迷”丈夫，而法院判決支持了原告精神賠償的請求，此案的處理結果在我們看來未免太夸張了一些，但這位美國家庭婦女認為是一種正當的訴求和權利伸張。

對于過失侵權導致的精神損害，美國法院承認一種“旁觀者”規則，即旁觀者因目睹別人因過失侵權受傷或死亡而遭受精神損害可以得到賠償。例如，在一起案例中，原告的兒子被困在電梯里，并在解救過程中死亡，原告目睹了孩子掙扎并最終死亡的全部過程，因此有權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再如，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一起案件中，被告雇傭摩根女士在被告家里喝醉了酒，駕車引起交通事故，致使原告的母親死亡，而原告親眼目睹了慘劇發生。法院認為，原告要求賠償的訴訟請求是成立的，但原告須拿出所受精神傷害的相關醫學證明。在過失精神損害賠償的領域里，沒有“純粹”的精神痛苦的賠償，或者說如果沒有身體上的傷害或者疾病的表現，精神損害賠償的主張是得不到支持的。

賠償范圍“寬口徑”

與大陸法系國家相比，英美法系國家的精神損害賠償范圍更加寬泛，對公民精神權益的保護力度也就更大。經過長期的研究和實踐，美國侵權法對精神損害賠償的范圍有著比較詳細的規定。它對精神損害賠償沒有明確限定于某幾種權利，公民只要受到精神上的損害，達到一定的證明標準，就可要求賠償。